把这两个人摆在一起，我已预备好挨板砖。有学问VS没学问，南方人VS北方人，王朔最疯狂最开心的日子，正是钱钟书最走背字儿的光阴。直到钱钟书驾鹤西去后，王朔照样命名他的《管锥篇》为“知道分子”代表作。按王朔的一贯表达，这两个人分属对立阵营，谁也不挨着谁。

但他们有共同点。两位都是很聪明的人，也不吝于表现这种聪明，所谓“不刻薄不成活”。两位的小说，至少大家都承认：有趣。夏志清说《围城》是现代最有趣的小说。当代呢？大概王蒙、王朔、王小波，三王各有粉丝，可以来场PK。

两人的小说，各有各的有趣处，但论及小说的艺术，钱钟书和王朔有着共同的毛病。我不反对《围城》是最有趣的小说，但并不能推导出这是一本好小说。《围城》的最大毛病在于“作者上帝化”，执笔的那只手，不仅掌控着人物的行为、语言和叙事进程，连每段叙事引发出的哲理与结论，都是现成的一大段。钱钟书果然是《宋诗选注》的不二人选，也有“以议论为诗”的习性。“作者上帝化”的结果，便是“人物木偶化”，《围城》里的角色，几乎全是福斯特所谓“扁平人物”，几句话可以说清其个性。所以黄蜀芹将这部小说改成电视剧，叙事上毫无问题，难的倒是如何将长篇的议论放进画面中。

王朔同样有这个问题。他倒不喜欢长篇大论，但他显然也是笔下人物的直接领导。使用第一人称反而好些，毕竟是限制视角，但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更糟糕的是，通篇都是一个人在说话，特别像《顽主》、《一点正经没有》、《你不是个俗人》这类存心抖机灵的作品，基本就是王朔的单口相声，哪句话安在哪人头上都无所谓，把人物当碎催使唤。更典型的例子是《我是你爸爸》，马林生几乎是一具不成功爸爸的解剖标本，他的努力，他的难过，他的猥琐，他的梦想，像法院布告一样大白于天下，让这部就题材而言应该是王朔最复杂最细微的作品，味同嚼蜡。语言，还是语言，语言是一切的原动力。

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在《梦想照进现实》里，这种沈从文称之为“聪明脑袋打架”的做法达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还不是“两个异性话痨唠了一整夜嗑啥也没干”那么简单，而是两人的话语相似到你可以直接命名他俩是“男王朔”和“女王朔”。按照我的评判标准，这也许是一部有趣的电影，却断不能称作一部好电影。

像这种“作者即一切”的现象，根源可能在于作者太聪明，在他们眼中，世间万事万物都是那么明晰清白，有必要含蓄与节制吗？一个完整的世界塞给你，爱要不要。事实上，过分抖机灵，对于小说这种文体，可能是一种伤害。万人迷张爱玲仗着女性的灵动，没有那么触目的张扬机智，但依然有将小说警句化、语录化的危险趋势。相比之下，萧红作为叙事者，常常显得像个呆头笨脑的东北土妞，但请张迷们原谅，《呼兰河传》的文学成就，恐怕在张爱玲小说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