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是有道理的。咱们这个月读《儒林外史》的主题是“朋友”，正好7月1日就去上海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主题是“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参会论文时间跨度从唐代到1980年代，每个时代的交游，都是各有各的精彩，有的是友谊，有的是交际，有的是应酬，有的是共同体……所以“朋友”两个字，里面的内涵非常复杂。

《儒林外史》提到“朋友”二字有多少处你们知道吗？我数了一下，共有105处！这是高频词无疑了。那书里的“朋友”都有哪些含义呢？我先来理理。

◉五代《文苑图》卷的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一回说王冕“也不交纳朋友”，那么像秦老这样的民间友善人士，就不算朋友了？通观《儒林外史》，还真有这样的设定，第五十五回写一个叫荆元的裁缝：

但同一回又说曲中知音于老者是他的“老朋友”，可见未可一概而论。但总的来说，“朋友”两个字在吴敬梓笔下有着复杂的含义，它在回目中出现过三次，分别是第九回“娄公子捐金赎朋友”，第十八回“访朋友书店会潘二”，第三十三回“迟衡山朋友议礼”。前两回是什么样的朋友，读过《儒林外史》的朋友都能明白，而最后一次，迟衡山“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这里的朋友显然是价值观层面的知己，迟衡山前面所言“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讲举业的朋友也是“朋友”，志趣相投的也是“朋友”，这其实就是“朋友”这个语词的两面性。我在谈《红楼梦》时引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末尾的两句诗，道是“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也是这种对比，“朋友”与“知音”对举，可见前者外延远广于后者。

“朋友”本来就是合称。《礼记》有云“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同门，只是同一个老师——如果是自己选的老师还好说，像科举中的“座师”“房师”，那简直只是仪式性的关系（但又很结棍，大有用场），所以“同年”，在传统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关系，但又扯不上“同志”，只是属于同一时空同一群体。《诗经》里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就只能用“友”不能用“朋”，那么《论语》里的“有朋自远方来”“无友不如己者”是否也是如此严格的定义？这样咬嚼下去，倒也有趣，比后世大而化之地谈论朋友——所谓八大借口，其中一条就是“都是朋友”，指称要有效得多。语词总是在不断地泛化淡化，像“哥”“姐”也曾是非常严格的称呼，后来用作尊称，也是非常郑重的事，如今则随便接个推销电话，也是“哥”“姐”盈口，今天还接了个，开口就是：“哥，最近不忙吧？”说真的我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气，有点像食材越难新鲜，制作越要麻辣重口，社会关系越是疏离，嘴里喊的就越是亲热，客服喊“亲”，同事间呼“宝贝”已是常态，也是称呼古今异变之一斑。

扯远了，说回《儒林外史》，“朋友”其实也是当时的一种特定称呼，如“梅朋友”“魏朋友”，第二回有说明：“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朋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梅玖还补充说“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科举层阶替代了长幼伦理，成为一种新的等级秩序，这是“老友”“小友”这两个不同的称呼传递出的意味。

倒是两位不得中举的娄氏公子，对“朋友”的理解颇有古风：“朋友闻声相思，命驾相访，也是常事。”（第九回）虽然他们结交的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都很难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但二位娄公子用钱赎了杨执中，却不愿在他面前提起此事，确实可算不堕俗情。娄公子们虽然迂执可笑，这一点倒是读书的好处，他俩属于可交之人。卧闲草堂此回评语道：“娄氏兄弟，以朋友为性命，迎之致敬以有礼，岂非翩翩浊世之贤公子哉？然轻信而滥交，并不夷考其人平生之贤否，猝尔闻名，遂与订交，此叶公之好龙，而不知其皆鲮鲤也。”——这就近似那个常见的问题：富人附庸风雅，要不要得？我是支持一切附庸风雅的，因为附庸风雅，至少认可风雅的高价值，附庸着附庸着，交了许多学费，吃了许多苦头，未尝不能变为真风雅。怕的是以俗为雅，或求俗弃雅，一个社会，风雅总是小众行为，也代表一些有别于主流众趋的可能性。追求这种可能性，总比全然反对这些可能性要好一些，你们说是不是？

◉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剧照

《儒林外史》中最为人称道的朋友，莫过于马纯上马二先生为朋友出头，还有鲍文卿与向鼎跨越阶层的友情。前者是单向的，只见他对朋友好，对没有回报的友谊，也坦然处之，因此更是难得。马二先生要敲诈蘧公孙的衙役说道：“你同他是个淡交，我同他是深交，眼睁睁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掩下来，这就不成个朋友了。但是要做的来。”“但是要做的来”这六字精妙，如果没有这六个字，马二先生就成了仗义疏财不顾后果的杜二先生了。衙役嫌马二先生的出价低了，马二追加的说辞也很有意思：

不能不说马二先生也是世情练达又心存厚道的好朋友。他明知道蘧公孙不是什么慷慨角色，仍愿一力替他承担化解这可能谋逆的罪名——知道清庄廷鑨明史案的话，就知道马二先生摊上这事，风险不小。便是那差人有心勒掯，也不得不说一声“先生！像你这样血心为朋友，难道我们当差的心不是肉做的？”原文还有许多讨价还价的精彩，不多抄了，总之，这件事算是马二一力担当化解，而他把箱子还给蘧公孙时，也不过说了声：“而今幸得平安无事，就是我这一项银子，也是为朋友上，一时激于意气，难道就要你还？”蘧公孙呢，果然不是什么慷慨角色，虽然当下又是纳头拜了四拜，又是告知乃眷备饭，还说：“像这样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有意气！有肝胆！相与了这样正人君子，也不枉了！像我娄家表叔，结交了多少人？一个个出乖露丑，若听见这样话，岂不羞死？”（我读书时就一直想：那你倒是还钱哪！人家批时文三更灯火好辛苦的！）结果次日听说马二要走，蘧公孙又是留他来家住，又是办酒席饯别，都是虚话，真正到送别之时，也不过是“封了二两银子，备了些薰肉小菜”，还“要了两部新选的墨卷回去”，全不见当日拿收账来的二百两银子周济犯官王惠的家传慷慨，也不知道是不是结婚生子当了编修赘婿的缘故。

马二先生除了仗义之外，还有一般好处是心大。你看洪憨仙洪老师诱他入局，借他来骗胡三公子，不料洪憨仙自己突然病死了。马二先生回想起来，反而是“他亏负了我甚么，我到底该感激他”，拿出洪憨仙给的银子来，“备个牲醴纸钱，送到厝所，看着用砖砌好了”，剩的银子，还打发了四位伴随上路。可能有人觉得马二先生有些滥好人了，但这般厚道的一个人，不是哪里都能遇到的。

与马二先生完全相反的，当然是匡超人。这个人在自家父亲面前是孝顺的，在事业上是上进的，但只是对待朋友的那一副嘴脸，实在让人恨得牙痒痒。匡超人与潘三的关系，要从潘保正说起。匡家失了火，是潘保正帮匡超人去庵里央和尚租的房，说法是：“师父！你不知道，匡太公是我们村上有名的忠厚人；况且这小二相公，好个相貌，将来一定发达。你出家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权借一间屋与他，住两天，他自然就搬了去。香钱我送与你。”帮匡家出香钱不算，匡超人拜知县为师，是潘保正拿的手本，匡超人有了知县老师，眼角高，不肯拜学里的教官，也是潘保正劝导，李知县坏了事，还是潘保正来劝匡超人出外暂避，听说他想去杭州，专门介绍自己的“房分兄弟”潘三——这一介绍，就弄出一番事来。

潘三不是什么好人，他请匡超人上街吃饭，穷形尽相地绘出了一个胥吏的横行霸道：

潘三看到潘保正份上，对匡超人确实不坏，让他抽头钱，教他假造公文，冒名替考，带挈匡相公发了财，又介绍衙门郑老爹的女儿与他为妻。在潘三的世界里，这也是一等一的善待朋友了。这十九回的回目叫《匡超人幸得良朋》，不完全是反讽。但在潘三横遭祸事之后，匡超人是如何对他的呢？蒋刑房替潘三传话，想“会一会，叙叙苦情”，匡超人的第一反应是去看潘三是“赏罚不明”，蒋刑房听得出奇，揶揄他说：“这本城的官，并不是你先生做着，你只算去看看朋友，有甚么赏罚不明？”匡超人居然面不改色，说出了一篇大道理：“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

这一段我从小到大，已经看了有百八十遍，而今重读，仍然觉得不寒而栗。一个人，还是个读书人，怎么能无耻到这般田地？想来这种情感是古今共通的，卧闲草堂的回末评极为辛辣讽刺：

天下之人如尽是匡超人，那还谈什么朋友？这是三百年前吴敬梓的一声浩叹，一直幽幽地传到了今天。

能够提振我们对友谊信心的，莫过于鲍文卿与向鼎的“忘阶之交”了。故事的开端是戏子鲍文卿在按察司替向知县讨饶，按说这是犯忌的事，但鲍文卿的理由是：“自从七八岁学戏，在师父手里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这老爷是个大才子、大名士，如今二十多年了，才做得一个知县，好不可怜！”这让按察司也动容不已，遂了他的愿，还写信给向鼎，为鲍文卿要几百两银子的谢礼。

但鲍文卿打死不肯收向鼎的谢礼，而且话说得非常决绝：“这是朝廷颁与老爷们的俸银，小的乃是贱人，怎敢用朝廷的银子？小的若领了这项银子去养家口，一定折死小的。大老爷天恩！留小的一条狗命！”我们现在看这番话，会觉得鲍文卿骨子里是个奴才，但在《儒林外史》的时代，这是一种美德，叫作“安分”。即卧评所谓“优伶贱辈，不敢等于士大夫，分宜尔也。乃晚近之士大夫，往往于歌酒场中，辄拉此辈同起同坐，以为雅趣也，脱俗也，而此辈久而习惯，竟以为分内事”，这种阶级意识，是那个社会的积习，我们看着虽不舒服，但亦无足怪。

难得的是，吴敬梓写了一个义伶，又对照着写了一个义官。向鼎是一个肯写戏的官，他有可以跨越阶层的意识。他在街上偶遇鲍文卿，立即让人请他来会：

当然，向知府也有不能免俗的地方，如夸赞鲍文卿的义子鲍廷玺，说的是“好个气质！像正经人家的儿女”，言外之意优伶并非正经人家。但他对鲍文卿的敬重是真心的，鲍文卿不受贿赂而说情，巡考场又能与人为善，向鼎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向同官介绍鲍文卿时如是说：

君子与否，与职业良贱无关，这是吴敬梓要表达的人物观。子曰“礼失求诸野”，也未尝不能是这个意思，“仗义每多屠狗辈”，虽是愤激语，但其实社会上稀缺的不是仗义的屠狗之辈，而是因为仗义就能平视、高看屠狗之辈的达官显贵。

所谓“一生一死，乃见交情”，鲍文卿去世后，向鼎来吊孝那一段，也是年轻人说的“太好哭了”。这里也特别能见出《儒林外史》的好处，内在感情无论如何浓烈，写来总是淡淡的白描：

向鼎由知县到知府到道台，对鲍文卿从感激到敬佩到相知，二人的友情跨越阶层，却善始善终，卧评道是：“向观察哭友，堂皇郑重，可歌可泣，乃颜鲁公作书，笔力直欲透过纸背。”这一段描写，这一份交谊，代表了人类对于超功利友情的永恒向往，经见的世事越多，认识的朋友越众，反而会更稀罕这样的真心以待。

在这封信一开头提到的“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会议上，我和学生王朴微联名提交的论文题为《“烫人”的友谊——〈文汇月刊〉呈现的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交游》，这是在王朴微硕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们有感于1980年代“友谊”的特殊性，而爬梳撰写的文章。论文的结尾写道：

一句“人心不古”并不能解释为何80年代纯洁与烫人的友谊无法在今日复现。需要再次强调的是，1980年代知识分子交游的特殊性，源自于彼时的文化氛围，源自于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身份认同。当我们今天在怀念80年代的友谊时，或许更应思考的是，是什么土壤培养出了这样烫人的友谊？这些土壤为何最终消失？如今有无可能（甚至有无必要）让这些土壤“死灰复燃”？

不同时代的情感或许可以共通，三百年前吴敬梓用小说惋叹纯真友情的消逝，三百年后我们用论文唏嘘“烫人”友谊的不再，其中都寄寓着对“正常的”人际关系的认定与眷恋。不知道这些感慨有没有让你们想起那些曾经温暖的名字，曾经无所顾忌的笑声？

盼回信。

杨早

2023年7月1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