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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包里,读懂中国

在红包里,读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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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红包为何物。现在小孩儿们过年视为理所当然的压岁钱,在我小时候就是个名词。一是那时大家都不宽裕,二是我爸认为发压岁钱没意思,发来发去,都是大人口袋里的钱转到小孩口袋里,所以提倡亲戚朋友之间两免。

后来我长大了,学会腹黑了,有时会半开玩笑地想:这事儿不知道跟计划生育是不是也有点关系?我的同龄人里,有兄弟姊妹的居多。独生子女跟别家比,一对二或一对多,决计是亏损的买卖。

所以,一两毛的零用钱是有的。红包却从未见过。其实1970与1980年代,就算大人给压岁钱,也是赤裸裸的钞票,谁会想着还要加个红信封——也没地儿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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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到了广东,发现那里的人特别喜欢“逗利是”。过年过节,同学里谁拿了多少“利是封”(红包),都是说嘴的本钱。大年三十行花街,买一盆大大的金桔,很多家庭也喜欢在枝叶间挂上众多小小的红包,里面不装钱,封面有着烫金的花纹,闪闪地煞是好看。

有一位老乡大学毕业来佛山工作,嫁给了当地的小伙。因为婚礼全是按当地风俗,又借我家当娘家,所以我有机会目睹广府婚礼的全过程。

婚礼中是有红包的,而且不只一次。入席前宾客要签到,放下一个红包。到了席开宴欢,新郎新娘来敬酒,旁边有人托着个大盘子,被敬的宾客要往大盘子里扔一个红包。这个红包,就是象征性的,里面包五元一元,甚至一角五角,主随客便,图个好意头哉。

听说,当地习俗,宾客走的时候,还会拿走一个红包,里面的金额,大约是进门红包的半数。这一点充分反映出广东人务实的心态:因为有返还,包红包时尽可以多包一些,主人的返还,则是对宾客经济状况的体恤。又做得好好睇睇,又不让喜帖成为红色炸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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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好几年没有红包的习惯的日子。1996年,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轮到我这新丁值班。那天,同事纷纷“逗利是”,风俗就是没结婚的可以向结了婚的人要红包,哪怕前者比后者年龄大,级别高。我春风得意,仗着是单身狗光环四处走,收了一堆大姐大哥的红包。回到工位打开看,哇,都是新崭崭的,一元,或两元。这才体会到逗利是真的是逗你玩儿的。

连社长来看望值班员工,发一个开年红包,里面也不过五元人民币。

1996年的春节是2月19日。2月15日,当时还年轻的张学友与罗美薇在伦敦注册结婚。这成了那一年春节香港的城中盛事,报章各种细节报道。我记得有一篇写道:学友新婚,多名圈中好友乘春节前往张家逗利是,张氏夫妇早有准备,散出一堆红包任捡。少者十元,最多者一千元,明星们新年大斗运气。

你看,为了几元钱抢得发疯,拼手气红包博运气最佳,微信红包的玩法,早在二十年前的线下就体验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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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压岁钱据说出自汉代,又称“压祟钱”,用的也并非可以流通的铜钱,而是特制的“厌胜钱”。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云:“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很多人解释说(包括某某百科),到了民国,改用红纸包压岁钱,就是今日红包之起源。

不过,红包并不只给孩子,如民初笔记《世载堂杂忆》里称:“旧时教儿童,注重发蒙,儿童五六岁以上,家中延师,具备衣冠酒食,封红包贽敬,列朱笔,请先生点破童蒙。”这里的红包,是给老师的,不是给小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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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清代神魔小说《济公全传》第131回,婚嫁场面,外头叫开门,“和尚说,拿红包来,外面隔门缝往里面捺红包,包着钱”。有喜事,打发僧道,需要用红包装钱。又《台湾南部碑文集成》中,提到两处“红包”,一是道光二十一年《重兴天后宫碑记》“给道士红包银七元七角二占四厘”,一是道光二十五年仁德北里旧规条款“庄民酬神演戏应给红包钱八十文”。至少在清代,红包已经普遍用于社会交际。

红包里不一定非得装钱。1908年小说《医界镜》第4回、第8回都提到红包,一是买了些糕饼之类包成四个红包,一是假意做两个红纸包儿,放些干马粪,外面包着红纸,装成送人的礼物。从前买过“京八件”的人都见过这种粗纸加红纸的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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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看,微信红包集中了自古以来红包的各种特色。特别是群红包。在我参加的好几个群里,红包扮演的角色复杂多元,简直成了交际界的万应灵丹。

很多红包党都信奉两句话,一是“能用红包解决的事情,就不必说话”,二是“如果一个红包解决不了的,就用两个红包解决”。微信红包不仅仅是用来表达善意,分享喜庆那么简单,它在群里演变成了一个公共工具。进群发个红包当作投名状,退群再发个红包算临别秋波,求转发,发红包,表赞叹,发红包,冒犯了人,发个道歉包,两人吵架,旁人发个调解包,退群再加入,要发重现江湖包,本人不愿意发,别人可以众筹一个大包让他回来,红包抢得太不均匀,手气最佳者又发个返利包……在整个交际空间中,还没有发现哪件事红包不能现身说法的。在各群里穿花蝴蝶般地抢红包发红包,手指磨得发烫,却乐此不疲,人性也真是复杂而有趣的存在。

曾经有人在群里发起“红包接龙”,共同协商订立规矩,凡抢红包者视为认同规则。但就有人抢了大包,却各种理由不发,也真有那较真的人士,每日一追问,用议员问责政府的架势,用民工讨薪的劲头,定要不守规则者说出个子丑寅卯。这种死磕的方式,在中国传统交往方式里是很少见的,它却让我对这个社会交往规则的变化有了一点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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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红包是一种礼物,用于传递人际交往中的各种心情。但在网络人际交往中,它让“弱关系”变得更强更稳。如果一个人每天早上给你添个茶叶蛋,晚上添个烤串,逢年过节都有红包侍候,长此以往,TA会不会成为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要还礼,但你不会单独发个包还,还是群红包,还是利益均沾,人际关系的变动就像涟漪一样荡开去,一点一点改变着我们的朋友圈,其意义,又岂是每个包里那几元几角几分可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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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支付宝试图逆袭红包战,最终却落得个“闹心中国”的评价。返观企鹅家,没了春晚凭借力,上升势头一点不减。2014年中国人发了1600万个微信红包,2015年10亿个,2016年80亿个。个中原因,不少评论都已指出,红包是一种社交产物,而非一种支付产物。回到切身体验,微信红包的扩张,不在于商家加发了多少多少红包,而是以前想都没想到会抢红包发红包的人,如父母,如老师,居然也热情洋溢地参与到了红包大战中,还有台港朋友,千方百计找人办内地银行卡,也要投身红包事业,这说明,包儿为什么那样红,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无红包,不社交。

前面说了,古代的红包,也有实用的支付功能,但总归是傍着喜庆福事,婚嫁,上梁,寿禧,酬神,而且它的施受之间,带有某种神圣的意味,比如担当酬神戏的庄民,一般是业余友情出演,娱神兼且娱人娱己,而和尚道士,是人间与仙佛神怪的桥梁人物,所以红包不管是给熟人还是陌生人,都不是单纯的钱财交易,而是基于过去未来的交情,还有福祉均润的情怀。

我去过顾颉刚孙伏园他们去过的妙峰山香会。他们去的时候,香会已经有了一百年以上的历史,到我去的时候,又快一百年过去了,香会还是那样,分为棍会、开路会、施茶会、馒头会……各司其职,你上得山来,一切饮食娱乐,都有人负责,每个人,在来路上互道“您虔诚!”,下山的时候佩上一朵纸花,“带福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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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想想,那样的或熟悉或陌生的人群组成的共同体,跟天南地北各种目标聚拢一起的微信群,还真有共同之处。只不过,所有的善意与虔诚,都融进了一个小小的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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