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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儿淡了”悲哀吗?

“年味儿淡了”几乎是近年逢春节必提起的话题。说得多了,似乎也成了共识。虽然不同年龄层、不同地域对“年味儿”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怀旧的情绪与“传统”的大旗下,扫房、请香、祭灶、封印、写春联、办年货、放鞭炮、拜财神……这些仪式都被归到了“年味儿”的范畴。

“年味儿淡了”是一件悲哀的事吗?我宁愿将其视为社会转型期的必经之痛。与其说我们失去了“年味儿”,倒不如说,“年味儿”正在重新被定义中。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确定使用公历,南北议和后,双方商定:“各官署改用阳历,仍附阴历,以便核对,民间习惯用阴历者,不强改。”阴阳合历就此成为中国历法的主流,除了个别激进时期取消了阴历外,一百年来大抵如是。正如当时名记者黄远庸所言“新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旧历之新年,系社会的新年”。

民间过哪个新年,诚然无法用政治之手调控。然而,旧历又称为农历,实在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当社会的大半个身子已经工业化与城市化之后,在每年1月或2月的某段不确定的日子,用传统的方式,过一个搅动全中国的节日,是否还合时宜?

我并不是呼吁大家不过年节。1905年旧历年时,上海《时报》社论即指出:“我人勤苦一年,此数日之快乐不可少也。我人疏阔一年,此数日之交际不可少也。我人静默一年,此数日之活动不可少也。”年节有它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再文明的国度也不曾尽废年节,尤其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的羁绊,传统习俗的影响,“返乡”仍是很多人无可改变的选择。《时报》社评作者指出,问题不在于过不过年,而是怎么过年:“唯当以有益之快乐,有味之交际,有思想之活动易之而已。”

怎样定义与获得“有益之快乐,有味之交际,有思想之活动”?我认为应当从现实出发,从三个方面重新定义“年味儿”。

一是差异化。这里说的是与日常生活的差异。从前生计艰难,过节很重要的内容是“吃”,如今再以吃为主过各种节,还有多少人能提起精神来去细细琢磨与制作专为节日而备的食物呢?2015年底有一部《舌尖上的新年》上映,比较其内容,与同一团队制作的《舌尖上的中国》并无大异。时至今日,“吃”已经不太能构成节日的差异化内容。而且,节日需要的差异化内容,必得是正面的差异化。春运抢火车票挤火车,与家乡不熟悉的亲朋聚会,讨论各种个人隐私话题,对于习惯都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肯定不是正面的差异化,他们不会欢迎这样的“年味儿”。

二是仪式化。仪式化是节日不可缺少的要素,用以凝聚人心,彰显特色。但是仪式也须与时俱进,比如祭灶祭祖,从前是寄托了家人对来年合宅平安吉祥的祈望,现在却与我们的教育内容格格不入,如果家里有老辈主持,或许还能延续一些年月,一旦老辈凋零,住在西式楼房里,祭灶祭祖从何谈起?又有所谓“新民俗”,全国被迫看同一台春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娱乐化不充分的年代,还可说是皆大欢喜的选择,今日则越来越难让人忍受。

三是个性化。节日的个性化,即此节不同于彼节的关键。年节本为农闲而设,游玩、购物、打牌、串门,都是当时的休闲方式。而今时移势易,休闲方式发生变化,再正常不过。地球已成一村,出省游出境游,跟当年步行几十里去看另一方天地,本质并无分别。反倒是离乡之人渐多,“团圆”成为春节最大的主题。然而团圆不见得一定要在家乡,换个地方甚换个国度团圆,也不会改了乡音淡了亲情。所以,在团圆、休闲的大前提下,鼓励个性多元的方式过春节,既可降低社会成本,又能增加幸福指数。

总之,过节是为了增进人的幸福,过完节,觉得神清气爽,功德圆满,这节就没白过,心中就自有浓浓的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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