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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我唯一信任的当代作家

未能免俗,今天这个日子发一篇谈王小波的旧作。

这十九年,恰恰是我操持文字操练思想慢慢成熟的十九年。

现在都喜欢讲情怀,我可是偏执的认为:如果回首当年有负初心,现在要靠买一份怀旧安慰自己,那不叫情怀,叫卖呆。

逝世十九年后还在铭记,还在怀念,这些铭记和怀念,不能用来说明王小波的好,只是被人拿来证明自己还没被生活彻底打垮。


我唯一信任的当代作家

很少偏爱一位当代作家,原因是没有人让我全面信任。比如,我信任王安忆的文字,不信任她的史识;我信任莫言的奇想,不信任他的思想;我信任余华的布局,不信任他的格局;我信任王朔的聪慧,不信任他的品味。

或许这不是当代作家的问题,而是“同时代”造就的挑剔与冷静。从前林语堂在上海办《论语》与《人间世》,每有周作人的手稿,编辑部一班同事总是视若拱璧,你争我夺,只有林语堂本人在一边微笑,有人问,他说:我是同时代人。

如果说有一位例外,只能是王小波。

王小波去世十年,名下添了许多走狗,坟前多了几部回忆与评论,然而也有不少的苛评,如思想不深刻,文字太色情一类。据我看来,誉者毁者,多将他做一个符号来用,自由主义,反体制,反矫情,反无趣,这些都是很概念化的东西。每一面旗号下照例人头攒动,我也照例挑剔地冷眼旁观,忍住闲气阅读各色的文字。失望之余,每每重读王小波,也每每在暗夜的灯光圈里发出会心的微笑。

一位作家,倘有足够的才气与聪慧,自然会让读者欣赏、愉悦。但让我这样的专业读者信任、叹服,难度在于作者要在文字、结构、想象力、品味各项上,全面地超越读者。只须有一项落了下风,当然不失一方诸侯,却未免让人心中小觑一下子。这一下子并不打紧,不影响文学史上的位置,却无法得到我的信任与偏爱。

我对王小波的偏爱,不是因为他辞了公职,不是因为他英年早逝,不是因为他同情同性恋,当然更不是因为他自由主义。即使我对此人一无所知,只读他的作品,照样会对他怀有足够的敬意,甚至不相信他曾经生活于我经历过的时代。

按照王蒙的说法,真正复杂、美好的事物,永远无法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我的一位朋友则说,对于真心喜欢的,往往只剩了结结巴巴的赞美。我读王小波十余年,初时颇有雄心壮心写一两篇长论,从重述故事、文革记忆、未来想象等等角度讨论他的小说,一遍遍读下来,这种雄心便一点点地黯淡。有时只是想:好不好将他热爱、赞美的那些书籍,汇编成一大巨册?《变形记》、《情人》、《看不见的城市》、《巨人传》、《巴巴拉上校》……据说每个人一生中都在寻觅属于自己的那几部书,却很少有人真正知晓是哪几部。胡适鲁迅梁启超开国学入门书目,总是几十部上百部,他们学问太大,我们很难分清哪些书是他们最隐秘的灵魂之书。可是王小波,这个老好人,笑呵呵把他的选择公诸于众,尤其是他那篇《我的文学师承》,说破了新文学运动以来一桩大秘密。我用这篇文章,将前贤的只言片语串连起来,如郁达夫说“中国小说是欧洲小说的分支”,穆旦对中国传统语言的痛恨,格律新诗的全面溃败等等,一直延伸到王小波去世十年后,一个德国老头顾彬说出了“好的作家都是翻译家”。

这是一个作者能给读者的最大恩惠。他用自己的体验,得出简单的结论,却能让人借以看清被黑暗遮蔽的角落。我总在大量的阅读中苦苦寻觅这种思维之光,却一次次空手而返。十年以来,当代文学能给予我的,仍然只有王小波这盏小小的油灯。

陈丹青说,鲁迅的妙处,“什么事,都有大先生一句话在那里等着”。而鲁迅说,他所处的民国世界,与明末并无二致。我越来越相信,表面上,一切坚固的都已烟消云散,背地里,却总有一些秘密长存世间,一旦被说出,就不会被妄念动摇。但是,言说并不能让秘密不再是秘密。在《我看国学热》发表十多年后,咱们不是仍然举世如饮狂泉地粉丝于丹么?

十年了,王小波仍然在被阅读,被谈论,这让我又高兴又郁闷。高兴,因为独乐乐何如众乐乐,郁闷,是由于想不通:为何王小波那么稀少?而看不起王小波的诸君,又为何总是无法让我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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