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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而降的面包

这本书的责编曾诚给我寄这本书时,附了一封信。信里说:

“过了很久,才做出一本我自己认为值得向阅读邻居推荐的书。这本小书体现出的博大心灵,特别是伟大的父爱,不是自传或大屠杀这个题目所能体现出来的。”

《幸运男孩》的作者伯根索尔教授1951年起定居美国,后来担任过美国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不过,《幸运男孩》2007年首先在德国出版——这不是作者特别的安排,而是美国和英国的出版商们不止一次地说:“关于大屠杀内容的书卖不出去。”

这件事很让作者困扰:在讲英语的国家中,有一些出版商断定,关于那次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间悲剧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这些内容读者已经都知道了。而事实是,德文版非常成功,两年后,英文版作为这本书的第七种文字出版,同样成为了年度畅销书。最终此书被译成了十几种文字在各国发行。

有人问作者:为什么事隔六十多年才写出童年的集中营记忆?伯根索尔说,他年轻时也写过一些回忆文章,但那里充满了仇恨和报复的情绪,这是心智尚未成熟的表现。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为什么人类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为什么会不断发生人类自相屠杀的现象,找出办法来破解这种恶性循环。

《幸运男孩》当然没法提供破解之道,但基于这种思考,作者的叙述表现出了独特的节制。他试图回到那个年代,一个刚满六岁的男孩,随父母一道从捷克迁到波兰,被限制在犹太人隔离区,又被送进了奥斯维辛。在那里他们想方设法躲过毒气室,却在战争结束前被再一次送回德国。十一岁的小伯根索尔再没见到父亲,他独自完成了他的历险记,参加波兰军队,被送进孤儿院,在犹太复国组织要将他送去以色列的前夕,母亲联系上了他。然后有很多人帮助他偷渡回德国,与母亲相会。

读这本书会让人屡屡想起1998年欧洲电影奖和1999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得主《美丽人生》。回忆录没有电影的戏剧化色彩,但正如曾诚所说,主人公从童年时就习惯颠沛流离,苦难历程直到17岁才告一段落。在最初的岁月里,如果不是那位伟大的父亲用他所有的努力庇护着作者的生活与小小的灵魂,他后来怎么可能去应付如许的生死关节与艰难时世?

作者的叙事采用了童年视角,没有自夸,但从帮助他的人甚至放过他的纳粹军官的反应可知,幼小的他就像集中营里的一个天使。他们喜欢他,帮助他,而他也没有辜负这些人。尤其是,他在战后一直劝说他的美国亲友,不忘大屠杀惨剧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要让肇事者的后人为其父辈对我们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我们必须结束永无止境的冤冤相报,否则仇恨和暴力的怪圈将永远循环下去”。可惜的是,“他们永远无法理解我们这番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书中最让我震撼的一个细节是,战争即将结束,德国人把大批犹太人从波兰运回德国。他们乘坐的是一辆死亡列车,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身边有人倒下,看守说:扔出去。终于拥挤不堪的车厢变得越来越宽敞,可以毫不费力地从这头走到那头。饥饿与寒冷让人们产生了幻觉,他们开始互相攻击。所有人都相信自己被抛出车厢外的时候不远了,或许就是第二天早上。

这个时候,列车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路况不好,行驶缓慢。铁轨旁,天桥上,突然涌出许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不停地往车厢里扔面包。一站又一站,一座又一座天桥。开始车厢里的人还抢夺、偷窃这些食物,但面包还在不断地从天而降。依靠这些食物,车上的犹太遗民活了下来。作者说:“我不知道这次伟大的运动的如何发起的,但是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永远记得这些天使——对于我,他们就像天使一样,从天堂向我们发放面包。”

或许没有一部二战史会记录这些面包和扔面包的人。但这件事就像1945年的一道天启的光。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些面包,作者还会不会在战后生长出一颗博大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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