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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女子穿马褂大出风头,男装风流行成时尚

1873年正月初九,大节下的,对于女堂倌周小大来说,却是触霉头的一天。
 
周小大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烟馆打工,“女堂倌”这一行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兴职业,用女子做服务员,直接关涉到“风化”问题,在当时可是争议不少。1872年的年底,上海发生多起伙计、徒弟因迷恋女堂倌而亏空窃逃的事件。于是丝绸、钱业、洋货等等商帮联合起来,发表声讨,要求租界当局坚决查禁,以正风俗,保全子弟。
 
周小大大字不识,自然不会看报,更不会想到“女堂倌”成了那一年的年度关键词。正月初九这一天,她高高兴兴地上了街,而且和他人开玩笑打赌,故意穿了身男人服装,这一闹,就把自己给送进了公堂。风尖浪口,周小大被从严惩处,掌责六百,还得枷号示众。随后沪上女堂倌全被禁绝。
 
从清末开始,服装的大解放就一直让很多人放心不下,改变标志着固定身份的着装习惯和规矩,暗示着社会的结构制度已经慢慢动摇,其中女着男装也因此被许多人视为风俗败坏、礼制崩塌的预兆之一。因此,当权者要禁绝女堂倌,周小大的着男装招摇过市也给了他们不坏的理由。
 
当年的上海滩,也不乏周小大的同情者,有位自号“护花侍者”的人在《申报》上为其喊冤,觉得判罚过重,理由之一便是“查男子女装大干例禁,女子男装律无明文”。也就是说,女子男装并没有触犯法律,不能因为周小大穿男装招摇过市便处以如此重罚。
 
事实上,女着男装岂但不犯法,还很快成为一种时尚。
 
1889《点石斋画报》上刊出《不甘雌伏》新闻一则,记录校书王云仙,一日头戴瓜皮小帽,上钉披霞,身穿京式元绉棉袍、竹根青马甲,足穿旗装镶鞋,至中和园和客人喝酒斗拳,旁观者不能分辨雌雄。王云仙的男装造型,引发的不过是“苍狗白衣,世情同慨”的感叹,比起周小大,不难见沪上风气的悄然转变。
 
据说,这种着装风格成为时尚,是因为名妓胡宝玉的关系。胡宝玉从妓女升为鸨母,自觉年华已逝,不太好意思再像年轻人一样涂脂抹粉,灵机一动,决定改扮男装:头戴小帽,中嵌滴珠,珠下一块披霞帽块,身上一件四边镶滚大如意头的枣红对胸马褂。如此一来,反觉少嫩许多。三天后,胡宝玉便身着新做得的男装,坐马车往静安寺愚园去出了一回风头,从此男装风在青楼之中盛行一时。不过这是小说家言,似也无从考证。
 
可以证实的是,男装风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清末到民初的小说中,时时可见男装丽人的身影。穿男装的一大特色是不用施脂粉,发型多简单化为一条大辫,足登小靴,比起平日里看惯的浓脂腻粉来,可能确有耳目一新的效果。写清末沪上青楼风光的《九尾龟》和《海上繁华梦》中,都不时有女子别出心裁,以男装亮相博得喝彩。前者写小宝“穿着一件湖色单罗长衫,单纱一字襟半臂,胸前一个花球,香风扑鼻”,效果是“越显得水眼山眉,雪肤花貌”;后者写金菊仙出局,“身穿元色外国缎夹袍、二蓝漳缎马褂,……头上梳的是松三股辫子,元色长须头辫线”,“皎如临风玉树一般”。
 
时间转移到民初,西学东浸,男装风已经不再停留在青楼女子,又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变化,甚至让《九尾狐》的作者心生感叹。民初的女学生随处可见,“头上戴着外国帽,拖着一条大辫,鼻梁架着金丝镜,脚上皮鞋櫜櫜,有时身着操衣,竟与男学生毫无区别,常在街上行走,没半点羞涩之态”。女学生穿男装穿得空前地理直气壮,是前辈女子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
 
一直到1920年代,小说当中还有与男装相关的情节,可见其风头尚未完全过去。《上海春秋》当中的柳少爷,从扬州到上海,发现自己的衣着赶不上流行,于是请了亲戚家的杨裁缝来做衣服。杨裁缝是带着衣料上门服务的,特别推荐了半匹深蓝团花的缎子,说是这种布料,公馆里的姨太太也做了一件袍子。小柳乍听了一怔,想着大概裁缝说错了,应该是老爷做了袍子才对。杨裁缝见他不甚明白,方才解释姨太太喜欢男装,她的男装衣服只怕比人家家里老爷少爷还要多呢。
 
由这两人的对话,可见女性着男装在内地稍小一点的城市还不多见,不然,在内地还颇以时尚人士自居的柳少爷不会起这样的疑惑。当然,了解之后,柳少爷下定决心,要一洗自己身上的“土气”,遂决定内地带来的衣服全不要了,从里到外要焕然一新。于是裁缝给他开出了一个基本款清单,如下:
 
条子佛蓝绒短衫裤两套、衬绒华丝葛袄一件、散裤管绒夹里裤子一条、深蓝大团花铁机缎驼绒袍子一件、元色大寿字缎对襟马褂一件、驼绒里又直贡呢夹马褂一件、衬绒袍子一件。
 
这大概是1920年代讲究衣着的人士——不论男女,都很熟悉的一张清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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