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就像《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编“50——70年代的文学”前三章《文学的“转折”》《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矛盾和冲突》的一条长篇脚注。50—70年代文学有其异于任何时代的特殊性。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提出的“文学一体化”的概念，一直有很大的争论。在我看来，这个“一体化”是必须要加一个注释与说明，不然这个概念很容易被简单化。

 

《中国当代文学史》分析“一体化”的原则，就是“现实政治是文学的目的，而文学则是这支力量为了实现其目标必须选择的目标之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我们看《材料与注释》里，不管是周扬、冯雪峰、邵荃麟、林默涵，甚至包括书里没有出现的胡风，不管是谁批判谁，其实他们的认知并没有差别。换句话说，“一体化”本身是一个无可置疑的目标，是文学体制内部，群体对统一律令的追求和博弈。在这个前提下，才会产生这种权力运行的机制，通过批判会的方式，通过交代材料的方式，通过大家发言和回忆的方式，来完成这样一种权力的整合和塑造。但是“一体化”的内容和进程：何为一体化的目标？什么样的文学真的是符合政治需要的？什么样的文学真的得到社会主义文学的真谛？这是一个不断地摸索和整合的过程。每个身在其中的人，彼此之间存在缝隙，有着不同的发言空间。这就是为什么看上去这种体制好象铁板一块，但是内里却充满了权力的分解、组合与博弈。

 

如果不能深入肌理地考察这种一体化进程的冲突和纠结，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一段历史简单化，甚至忽略历史语境中的复杂。《材料与注释》在这种复杂性的考察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意识。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类似努力，还包括李洁非的“典型三部曲”（《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故国人民有所思》。对50—70年代文学体制内部材料的发掘，对于理解这段历史的特殊性意义重大。

 

“50—70年代文学”另一个特殊性，我称之为“内部性”。内部性的问题，洪子诚在《材料与注释》里也有谈及，比如很多人批判作品的时候，会拿“读者”来说事，但这个“读者”是虚置的。当我们看到报刊上所谓“读者”的声音，批判时引用的“读者”，这个“读者”的身份很可疑，或者说，是不可实体化的。但是有没有真实的读者？这个要看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文本。

 

我觉得50—70年代特别有意思的文本，特殊性的文学材料，包括会议记录，自传，交代材料，公开信，私人书信的公开印发，以及日后的回忆录，等等，这样一些文本，会构成一个独特的时代文本体系。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估计以后也很难有）的文学体制内，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人人写自传，人人写交代材料的盛况。胡适是提倡每个人写自传的。但是二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这个时代的自传或交代材料，作者必定都带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战战兢兢的心态在写作。这种自传有特定的读者，不是写给全国人民看的，也不是写给文学读者看的，而是写给某些想象中的、能够决定你的生死前途的，或者说在这个文学体制中，能够为你的观念，你的主张，甚至你的人生投下一票的人在看。而且，论争者、角力者写下的东西，彼此之间未必互相看到，只是当时的审判者，后世的研究者有可能看全这些文本。这种写作的特殊性，别的时代我觉得很难出现。

 

做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50—70年代，大家都知道，档案解密问题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只有在因缘际会的偶然情况下，研究者才能看到一些“内部性”很强的材料，才能够发掘出当时看上去好象是整体一块，而且显得很光鲜、很坚固，里面却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复杂体制，让我们能够打开一个洞，去窥见政治/文学体系运作的内况。这些材料的珍贵性在这里，对材料进行解读的重要性也在这里。

 

如上所述，《材料与注释》面对的是一个时代的独特文本。如何通过这些独特文本去呈现时代独特的文学体制和文学观念？研究者需要做出一个选择。像李洁非《文学微观察》是将列出一系列关键词，如“宗派”“会议”“斗争”等等。洪子诚采取的，是将材料推到前场，研究者作为注释者退到后面。研究者的隐身和退居幕后，构成了《材料与注释》的写作策略。

 

这种写作策略很容易让人想到古代文学研究的“集注”，或者类似陈平原、夏晓虹在《图像晚清》里采用的小说材料与报刊材料互证的形式。但是50—70年代的文本“内部性”，不同立场的叙述者往往处于“背靠背”的境况，研究者博采各种材料，以此完成的背景介绍，语境重现，乃至跨越时空的文本互证或互驳。

 

我觉得研究者退居幕后的好处有三点：

 

第一，保留了文本复杂性。各类文本之间会保持一种互动与张力，比如说现场的不同讲话，背后的历史“真相”，以及研究者对文本的注释，中间有好几个层次的冲突，从而展现了文本与体制、历史之间的复杂性。

 

第二，保留了评述的开放性。《材料与注释》里的注释，除了类似“集注”，还融合了古典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评点”。我们可以将注释中研究者主观的评断，如“郭小川说的在词句、概念上‘打圈子’，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检讨、交代‘文化’，目的是让人屈辱，摧毁其尊严；即使优秀者有时也难以抗拒”，完全可以放回到原文中去，变成一种眉批、夹批。评点与文本之间，同样构成了张力，而且随时可以加入新的评点。

 

第三，保留了研究的延续性。一般来说，我们不能往一位学者成型的著作里面去加入别人的研究成果。但是像《材料与注释》这样的文体形式，研究界完全可以将之变成一种“维基百科”那样的超文本，一位又一位的学者，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或者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可以针对“材料”做出不同的“注释”，写下不同的“评点”，以实现真正的“集注”和“会评”。

 

所以《材料与注释》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节点，它展示对50—70年代这一段文学史的特殊研究方法，并形成一种有别于“集体写作”的合力研究格局。这就是《材料与注释》的独特性和开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