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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注释》:一种新的研究格局?

某种意义上,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就像《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编“50——70年代的文学”前三章《文学的“转折”》《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矛盾和冲突》的一条长篇脚注。50—70年代文学有其异于任何时代的特殊性。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提出的“文学一体化”的概念,一直有很大的争论。在我看来,这个“一体化”是必须要加一个注释与说明,不然这个概念很容易被简单化。
 
《中国当代文学史》分析“一体化”的原则,就是“现实政治是文学的目的,而文学则是这支力量为了实现其目标必须选择的目标之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我们看《材料与注释》里,不管是周扬、冯雪峰、邵荃麟、林默涵,甚至包括书里没有出现的胡风,不管是谁批判谁,其实他们的认知并没有差别。换句话说,“一体化”本身是一个无可置疑的目标,是文学体制内部,群体对统一律令的追求和博弈。在这个前提下,才会产生这种权力运行的机制,通过批判会的方式,通过交代材料的方式,通过大家发言和回忆的方式,来完成这样一种权力的整合和塑造。但是“一体化”的内容和进程:何为一体化的目标?什么样的文学真的是符合政治需要的?什么样的文学真的得到社会主义文学的真谛?这是一个不断地摸索和整合的过程。每个身在其中的人,彼此之间存在缝隙,有着不同的发言空间。这就是为什么看上去这种体制好象铁板一块,但是内里却充满了权力的分解、组合与博弈。
 
如果不能深入肌理地考察这种一体化进程的冲突和纠结,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一段历史简单化,甚至忽略历史语境中的复杂。《材料与注释》在这种复杂性的考察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意识。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类似努力,还包括李洁非的“典型三部曲”(《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故国人民有所思》。对50—70年代文学体制内部材料的发掘,对于理解这段历史的特殊性意义重大。
 
“50—70年代文学”另一个特殊性,我称之为“内部性”。内部性的问题,洪子诚在《材料与注释》里也有谈及,比如很多人批判作品的时候,会拿“读者”来说事,但这个“读者”是虚置的。当我们看到报刊上所谓“读者”的声音,批判时引用的“读者”,这个“读者”的身份很可疑,或者说,是不可实体化的。但是有没有真实的读者?这个要看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文本。
 
我觉得50—70年代特别有意思的文本,特殊性的文学材料,包括会议记录,自传,交代材料,公开信,私人书信的公开印发,以及日后的回忆录,等等,这样一些文本,会构成一个独特的时代文本体系。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估计以后也很难有)的文学体制内,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人人写自传,人人写交代材料的盛况。胡适是提倡每个人写自传的。但是二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这个时代的自传或交代材料,作者必定都带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战战兢兢的心态在写作。这种自传有特定的读者,不是写给全国人民看的,也不是写给文学读者看的,而是写给某些想象中的、能够决定你的生死前途的,或者说在这个文学体制中,能够为你的观念,你的主张,甚至你的人生投下一票的人在看。而且,论争者、角力者写下的东西,彼此之间未必互相看到,只是当时的审判者,后世的研究者有可能看全这些文本。这种写作的特殊性,别的时代我觉得很难出现。
 
做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50—70年代,大家都知道,档案解密问题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只有在因缘际会的偶然情况下,研究者才能看到一些“内部性”很强的材料,才能够发掘出当时看上去好象是整体一块,而且显得很光鲜、很坚固,里面却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复杂体制,让我们能够打开一个洞,去窥见政治/文学体系运作的内况。这些材料的珍贵性在这里,对材料进行解读的重要性也在这里。
 
如上所述,《材料与注释》面对的是一个时代的独特文本。如何通过这些独特文本去呈现时代独特的文学体制和文学观念?研究者需要做出一个选择。像李洁非《文学微观察》是将列出一系列关键词,如“宗派”“会议”“斗争”等等。洪子诚采取的,是将材料推到前场,研究者作为注释者退到后面。研究者的隐身和退居幕后,构成了《材料与注释》的写作策略。
 
这种写作策略很容易让人想到古代文学研究的“集注”,或者类似陈平原、夏晓虹在《图像晚清》里采用的小说材料与报刊材料互证的形式。但是50—70年代的文本“内部性”,不同立场的叙述者往往处于“背靠背”的境况,研究者博采各种材料,以此完成的背景介绍,语境重现,乃至跨越时空的文本互证或互驳。
 
我觉得研究者退居幕后的好处有三点:
 
第一,保留了文本复杂性。各类文本之间会保持一种互动与张力,比如说现场的不同讲话,背后的历史“真相”,以及研究者对文本的注释,中间有好几个层次的冲突,从而展现了文本与体制、历史之间的复杂性。
 
第二,保留了评述的开放性。《材料与注释》里的注释,除了类似“集注”,还融合了古典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评点”。我们可以将注释中研究者主观的评断,如“郭小川说的在词句、概念上‘打圈子’,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检讨、交代‘文化’,目的是让人屈辱,摧毁其尊严;即使优秀者有时也难以抗拒”,完全可以放回到原文中去,变成一种眉批、夹批。评点与文本之间,同样构成了张力,而且随时可以加入新的评点。
 
第三,保留了研究的延续性。一般来说,我们不能往一位学者成型的著作里面去加入别人的研究成果。但是像《材料与注释》这样的文体形式,研究界完全可以将之变成一种“维基百科”那样的超文本,一位又一位的学者,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或者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可以针对“材料”做出不同的“注释”,写下不同的“评点”,以实现真正的“集注”和“会评”。
 
所以《材料与注释》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节点,它展示对50—70年代这一段文学史的特殊研究方法,并形成一种有别于“集体写作”的合力研究格局。这就是《材料与注释》的独特性和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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