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杨早 > 从汪曾祺到张爱玲,一只再也吃不到的草炉饼

从汪曾祺到张爱玲,一只再也吃不到的草炉饼

1990年2月9日,台北《联合报》副刊刊登了一篇散文《草炉饼》,作者张爱玲。居美多年的张爱玲劈头就说:
 
“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叫做草炉饼。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张爱玲记得的,是抗战上海沦陷后窗外天天有小贩叫卖“马……炒炉饼!”“马”是吴语的“卖”。这食品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而是路过的人力车三轮车夫,拉塌车的,骑脚踏车送货的,以及各种小贩”,所以张爱玲也只在白天的马路上看过一眼,另有两次,一次是房客的女佣,一次是她姑姑,买了一角回来,“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来”。只是想不通为何叫“炒炉饼”,《八千岁》帮她解开了半个世纪的疑团:原来是“草炉饼”。
 
其实张爱玲还是狐疑的,毕竟她不曾从正在叫喊“马……炒炉饼!”的小贩手里买过饼,而她看到的所谓草炉饼,是“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这跟《八千岁》里写的可不太一样:
 
“这种烧饼是一箩到底的粗面做的,做蒂子只涂很少一点油,没有什么层,因为是贴在吊炉里用一把稻草烘熟的,故名草炉烧饼。”
 
一尺阔的大圆烙饼当然没法“贴在吊炉里”烘熟,所以张爱玲只好想当然地解释说,《八千岁》里的苏北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较小而薄”,而上海的草炉饼是“近代的新发展”。
 
后来《草炉饼》收入《对照记》,传回大陆。有人说,张爱玲看到的,是上海的大饼,并非草炉饼。
 
但这些差别,于张爱玲来说,或许没那么重要,诱使她在四五十年后追忆当年沪上这种“贫民食品”的,主要是那“马……炒炉饼!”的叫卖声:
 
“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都是好嗓子……此后听见‘马……草炉饼’的呼声,还是单纯地甜润悦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至少就我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噪音,背景音乐,不是主题歌。”
 
那是张爱玲最贪恋的上海的市声。有意思的是,在草炉饼的苏北老家,至少在汪曾祺的笔下高邮,这物事没有人去叫卖,八千岁坐在店堂里,“闻得见右边传来的一阵一阵烧饼出炉时的香味,听得见打烧饼的槌子击案的有节奏的声音:定定郭,定定郭,定郭定郭定定郭,定,定,定……”
 
据说《八千岁》里的烧饼店有其原型,是汪曾祺家附近的一家“吴大和尚烧饼店”,想必汪曾祺十九岁离开高邮前,每日都会听见那“定定郭,定定郭,定郭定郭定定郭,定,定,定”的打烧饼声。
 
这烧饼店开在高邮县城的草巷口。汪曾祺回忆道:
 
“吴家的格局有点特别。住家在巷东,即我家后门之外,店堂却在对面。店堂里除了烤烧饼的桶炉,有锅台,安了大锅,煮面及饺子用;另有一张(只一张)供顾客吃面的方桌。都收拾得很干净。”(《吴大和尚和七拳半》)
 
汪家开的药店“保全堂”(《异秉》的故事也发生于斯)就在草巷口,据比汪曾祺小几岁的高邮人储元仿回忆,这条极短的街市东头有一家草炉烧饼店,西头有一家插酥烧饼店,每天储元仿都在烧饼声中醒来:
 
“那声音,每天在朦胧晨光中,像闹钟一样将我唤醒,睁着眼睛在床上听着那有节奏的噼啪之声,听得出今天是东家卖草炉烧饼的先开炉了。因为草炉烧饼一炉做得多,总是噼噼啪啪一阵子停下来。到了第二天,准是西家插酥烧饼先开炉,做插酥烧饼颇要一点功夫。噼啪声有高有低,有长有短,神似非洲人擅长的击鼓之声,听得十分悦耳。这两家烧饼店似乎有了默契,今天东家早开炉,明天必是西家,你卖你的草炉,我卖我的插酥,真是河水不犯井水,从未见他们为抢生意吵骂。后来我稍微注意一点,发现两家的顾客不同,草炉烧饼的买主多数是苦力或农村上城的人;吃插酥烧饼的多数是吃早点的老人家、读学堂的学生、沿街店铺子里的老板和那些身份稍高的店员。”(《草巷口杂记》,《高邮文史资料》第九辑)
 
不管是上海夜间的叫卖声,还是高邮清晨的打饼声,这市声里都有着世态与人情。张爱玲听声猜测这卖草炉饼的是“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无法存活才上城来,一天卖一篮子饼,聊胜于无的营生”。储元仿到抗战大后方读书,在流亡中学里“每天吃两顿干高粱做的黑中带红的馒头,肠胃不适,确是苦恼”,总是想起做草炉烧饼的噼啪声。汪曾祺则让八千岁每天听完做烧饼的“定定郭”,叫两个乡下人才吃的草炉烧饼——而不是合乎他米店老板身份的插酥烧饼。
 
高邮的乡人说,草炉烧饼上世纪六十年代即已绝迹。1983年,汪曾祺将这种平民吃食写入《八千岁》里,1990年,张爱玲因之写出了《草炉饼》。汪曾祺与张爱玲同生于1920年,1995年张爱玲在纽约去世,1997年汪曾祺病逝于北京。
 
一只再也吃不到的草炉饼,沾染着各种乡思,就这样飘飘悠悠地掉进了文学史。
 
世事真是说不清。据说近年有出身扬州的大领导回乡,点名要吃草炉烧饼。当时还很难觅得。可是这几年又回炉升温啦,有的店还入选了扬州市级非遗。《扬州晚报》2016年4月23日有《草炉烧饼》(作者陈金龙)介绍曰:
 
做草炉烧饼的炉子是用一只锅腔子“嵌”在墙壁内,砌好,约一人高。做烧饼是很辛苦的,烟熏火燎、炝鼻刺眼。寒冬炎夏,都光着个膀子,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灰。
 
先用草把在锅腔里燃烧,炉壁烧烫了,面坯子才贴得上去。有句俗语说:“上不疼,子不孝;锅不热,饼不靠”,就是这个意思。待炊帚刷过水后,将生面坯贴上去。接着再用小火把慢熏细烤。反复烘焙,烧饼炕熟了,铲的时候也很麻烦,因为是“壁炉”,必须左手持一根长柄搭罩子,右手抓一把扁嘴火钳,铲一只,等一只;等一只,铲一只。目前无人做草炉烧饼,也许与费工费时有关。
 
如此操作做出来的草炉烧饼,内瓤松柔花白,外壳油亮金黄,饼底状如薄脆。
 
这种“三层楼”的草炉烧饼,香喷喷,软绵绵,口感极佳,老少咸宜。想起那个草炉烧饼还挺馋人的。
 
别小看这草炉烧饼,在当时,凡妇女做月子,人家“送汤”还非它不可呢。据说营养很高,一送就是三五十块,老母鸡汤泡草炉烧饼,打三个嘴巴子舍不得丢手。
 
如果汪曾祺笔下的八千岁每天吃的是这样的高级食品,他还会因为悭吝而不招乡人待见?只能说:名同而实异。文学是文学,生活是生活,大家像张爱玲那样,悬想一下旧时风情,也就罢了。
 
文章原题为:从汪曾祺到张爱玲,一只再也吃不到的草炉饼,飘飘悠悠地掉进了文学史
推荐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