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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吃豌豆尖不?那你应该喜欢汪曾祺

端午节那天,我心血来潮,发了一条微博,提到王小波、汪曾祺、白鹿原和严歌苓:
 
(1)王小波的小说比散文好,散文比情书好;
 
(2)汪曾祺不是什么最后的士大夫,他是民国之子;
 
(3)《白鹿原》的文学价值被高估了,也不适合高中生读;
 
(4)严歌苓是一位通俗小说家,很多论文都在扯犊子。
 
这四条其实都有背景,但是我懒得细讲,就是任性地甩个结论出来。信得过我不乱说话的,可以好好想想,这些与“常识”相异的结论,有没有道理;信不过的,你就当我在扯犊子,一笑而过。
 
或赞成或斥骂的评论,都在意料之中。特别被流量大王王小山转发之后,更是各种说法乱入,还扯到《封神演义》是不是个P……但最出乎我意料的,还是有位加V的评论说:
 
“没读过汪曾祺,其他赞同。”
 
看看她的微博认证,是位“悬疑作家”。老实说这有点让我意外,如果是个广东东莞音响工程公司的工程师啥的,尚不奇怪。称号是作家却没读过汪曾祺,尤其是汪曾祺散文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之后,这个略清奇。
 
有人做过统计,汪曾祺生前出版各种文集不到30种,去世20年,出版的各种选编倒超过110种(小可亦有贡献,编过《汪曾祺集》)。谈不上畅销,长销是一定的。
 
对汪曾祺的接受度,我一向有信心,比对王小波还有信心。我的祖父年轻时从南京流离到四川上大学,最爱的一样蔬菜是豌豆尖(四川话尖发成“巅”)。他常说:豌豆尖是蔬菜里的肉,没有人不爱吃。
 
豌豆尖从前北京不易得,只有四川馆子有,要卖二三十元一盘。现在菜市也有了,四五元一斤,不够四川的新鲜水嫩。我小时候,豌豆尖才五六分钱一斤,汃耳朵们买成七分钱,都要被婆娘骂成瓜娃子。
 
我觉得汪曾祺的作品就像豌豆尖,炒香肠可以,清炒也可以,下面吃,加几茎,更是好。唯水煮肉片这样的浓烈菜不甚相宜。
 
今年出版《小说课》的毕飞宇3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说自己的理想是写“大小说”,被问到“你的小说最早有汪曾祺、沈从文的感觉”时,他说:
 
“我永远不会成为汪曾祺和沈从文那样的作家。这么说会有点冒犯,在讲小说的时候,我永远愿意把赞美给予汪曾祺这样的作家,但在我心目当中,他们还算不上好作家。
 
就文字而言,他们是,就小说而言,他们不是。他们太闲适了。我更偏向鲁迅,有力量,有丰沛的情感,同时兼有理性能力。汪曾祺这样的人还是闲情逸致,很美,但他不具有理性能力。从我内心来讲,无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多好,多迷人,和鲁迅都不在一个层面上。”
 
五月在江苏纪念汪曾祺逝世20周年的活动上,毕飞宇又说了句“汪曾祺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讨论的”。就是说,他喜欢汪曾祺,但不会给他太高的评价。
 
我这里不是想跟“汪迷”一样,跟毕作家争个高下——这种容不得人批评自己偶像的粉丝心态最要不得。我只想说,毕作家这种显得有点矛盾的心态,其实跟他对文学的想象有关系。就好象将《中国新文学史稿》与《中国现代小说史》放在一起,两者对文学的想象也是大相径庭的。后者力荐的张爱玲钱钟书,前者根本不提。这个我们在阅读邻居讨论过。
 
不同的人心目中,文学的价值序列真是不一样。我最近当了评委,看去年11月后出版的一些文学书,发现碰头碰尾都能见到汪曾祺的痕迹。比如编剧宋方金在《给青年编剧的信》里写地域性:
 
“地域性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跟地域性有着莫大的关系。但地域性并非人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用地域性来写作或者写人类特性的作家,都行之不远。真正的作家,是人性作家,是写根本性的作家。比如鲁迅,比如汪曾祺。但大部分作家都把时间和才华浪费在人类的地域性和特性之间。”
 
这又是一种对文学的想象。在这种想象里,鲁迅和汪曾祺又站在一起,而不是站在那条叫“小说好作家”的河流的两岸。又比如在文学史家如孙郁眼里,他们都属于乡土写作序列:“鲁迅、废名、沈从文之后,汪曾祺无疑是个重要的存在,他把走向单一化的乡土写作,变得有趣和丰满了。”(《汪曾祺散记》)
 
其实汪曾祺自己说过,中国现代散文无非两条脉络:鲁迅式的峻急与周作人式的冲淡。废名是周作人的弟子。但他的老师沈从文很难简单归类,《从文自传》《湘行散记》里有舒缓与细致,也有惊心动魄的杀戮与离别。说到汪曾祺的文字,汪迷们也不是个个都最迷恋静态的《受戒》《葡萄月令》,很多人也喜欢《八千岁》《徙》《陈小手》,那里面其实充满了大运河即将决堤前的狂乱,与汪曾祺通常给人的恬静悠闲印象,全然不同。
 
张大春的《文章自在》里,很少见地提到了汪曾祺写的戏。因为张的姑父欧阳中石是奚啸伯一派的传人,手头有《范进中举》的演出本。《范进中举》是汪曾祺写的第一个京剧剧本——不是调到北京京剧团之后,恰恰相反,是因为有了《范进中举》,后来才有理由将摘帽右派汪曾祺从张家口调回北京京剧团。
 
1954年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逝世200周年。《儒林外史》并不太为胡适等新派文学史家看好,而鲁迅独推重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也要为吴敬梓来个纪念。有领导建议时在北京文联编刊物的汪曾祺:你又不能下去体验生活,又写不出反映党的政策的作品,那不如改编一下《儒林外史》?——就像贾宝玉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说的,编新不如述旧。
 
由汪曾祺来改编吴敬梓,是很恰当的。这两人家乡离得不远。吴一生科场蹭蹬,汪也不是什么学霸,读个西南联大,因为外语和体育考试不及格还留级,最终也是个“肄业”。读书时整天不上课,为好学生所不屑,严谨的老师如朱自清也不喜欢他。要不是战时的联大中文系本来就比较松,闻一多、杨振声、沈从文这些老师又特别包容他,搞不好等不到肄业就被清退了。总而言之,他二人都是体制里的边缘客。
 
由汪曾祺改编的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范进中举》最大的亮点,是范进发疯后的心理描写,原作里就一句“噫!好了!我中了!”亮点都在满手猪油的胡屠户身上。汪曾祺给了疯子范进大段的唱词,好象让他做了一场大梦,梦见自己也当上了“圣上钦点的大主考”,邻居旁白说:“自己刚考完,又要去考人哩!”
 
范进完全把自己的坎坷与屈辱投射到了疯狂后的梦境里:
 
“活活考死你个小杂毛”,儿子汪朗印象极深,“总是挂在嘴边嘟囔个没完。当时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只是觉得挺好玩儿。现在知道了,这叫准确形象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心理。”(《老头儿汪曾祺》P83)
 
其实,范进此时只是中举,离中进士、点翰林、放主考,还差着好长一截。但范进既然疯了,也就不会在意这一点,压抑在心头多少年的怨怒、自失、自大全都爆发了出来。多年媳妇熬成婆,回手反把媳妇磨。汪曾祺写这一场,有没有融含1949年后五年内的人事遭际在里面?不好说。我们读杨绛《洗澡》邵燕祥《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等等,还有汪曾祺晚年写的《才子赵树理》等文,不难寻得某种端倪。
 
汪曾祺写的是文学本,真正到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将剧本推荐给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改编上台时,必须觉得上述这几句还是太简单,阅读可以,听戏的话,就太短太容易滑过去了。据张大春说,演出本把上面那四句抻长成了大段的二六:
 
这种改写,或许更从《儒林外史》的批判科举原意生发,画面感也更强。但同时也把话说“尽”了,了无余味。原文“活活考死你个小杂毛”更经得住细味,自己从小杂毛被考成老杂毛,再考的时候,连老杂毛中举的机缘都未必给,此前在那些少年中举的同考面前所受的嘲笑与侮辱,这一句唱词就隐隐地透了出来。
 
范进中举后发疯,是一道缝隙。中举前,很多话没法说,清醒后,当然更要端起架子,这些话更不便讲。只有发疯这一段短暂时间,可以直言无讳,将最阴暗的心理都述说出来。吴敬梓留下了这一道缝隙,汪曾祺试图填补这一道缝隙,而演出本更是要将缝隙描成一道疤痕。如何说“足”又不说“尽”,这就是人类苦苦追随又见仁见智的叙事技术。
 
说汪曾祺“太闲适了”,就跟说他是“最后的士大夫”一样,只见得皮相。把豌豆尖放进水煮肉片里,辣椒花椒搅在上面,吃着牙碜,而且也就没了豌豆尖本身的清甜。会吃的,不会这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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