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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对文学的想象都不一样

听说最近有一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答辩,八个人中,研究沈从文的有五个,研究张爱玲的两个,馀下一个分配给其他几百位作家。
 
这当然是极端的个案。但去今日之大学里问问,无论是否文学专业,谈起现代文学,只怕最熟的除了鲁迅,就是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兴许再加上萧红。
 
这些孩子不会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当我1991年考进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用的教材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那里面张、沈、钱的篇幅很少,不要说鲁郭茅巴老曹那样的专章,就是专节也没有,只是在某某流派某某思潮里提几句。
 
前后比较,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张爱玲、钱钟书这些人的位置,但是到了现在,变成只有他们的位置。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颠覆?
 
二十多年过去,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接受有了颠覆性的转变,这其间,夏志清初版于1957年,中译本初版于1978年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不能不说是标志性的著述。
 
 
4月15日阅读邻居时,有位叫“凤梨虾米”的读友,他的判断特别精准。他说:“《中国现代小说史》提醒我们,什么叫做文学?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跟1980年代之前相比,恰恰我们越来越接近夏志清这个文学思路、文学想法。我们现在会觉得左翼对于文学的态度有问题,可能恰恰是因为我们现在不理解为什么他们那样看待文学?文学是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只有文学性的文学才是文学?左翼看重政治、看中文学功能性的文学理论,为什么特别受那么多三四十年代的有为青年特别的追捧?左翼的魅力现在为什么没有了?我们为什么越来越不理解他们那一代文学写作、文学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大问题。夏志清在今天越来越没有冲击性也在于这里,我们越来越偏向他。这不是说我们正在向客观的标准前进,而是说我们可能是失掉原来的立场,而接近另外一个立场,另外一个文学审美标准。引发的思考就是‘我们怎么想象文学?’。”
 
1930、1940年代想象文学,和今天想象文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比如鲁迅当时说过一句话,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他说:“诚然,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但并不是所有宣传都是文艺。”他这句话实际上是反对左翼的粗暴化倾向,宣传也有讲求文艺性,但这句话前提,或许我们就很难接受:什么叫做“一切文艺都是宣传”?难道我们没有独立的超越的纯文学存在吗?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就是认为文艺跟宣传、跟意识形态是密不可分的。现代文学史上几次大讨论,比如“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提高与普及”的争论,关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都根源自“文艺是不是应该服从于政治需要”的不同看法。
 
那时候的文学观念确实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们想象文学,大家会觉得像张爱玲这样是文学,像钱钟书这样才是文学。蒋光慈的小说是文学吗?赵树理的小说有没有文学性?丁玲周立波呢?
 
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当代室,我们对于当下的文学认知与文学想象,有一个提法,叫做“重新发明文学”。现在流行的网络小说,与前面的文学想象又都不一样。网络小说又回到“元文学”,回到了文学的原点。网络文学又有一个名字叫“爽文”,网络文学为了什么?就是让大家感到爽、感到愉悦,我们不讲大义,也不讲艺术,为人生而文学、为文学而文学都不讲,我们就讲能不能让我爽,能不能勾着我继续看下去,能不能让你花钱。所以不是我们这些评论者想重新发明文学,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学重新回到原点,重新开始出发。文学到底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又有了新的变化与认知。
 
当然不必夸大《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作品流行的影响力。姜贵的《旋风》,夏志清许为集现代文学之大成者,至今少有人评读。张天翼,亦夏志清唯一极力推崇的左翼作家,现在多少人在看?他失悔未曾提及的萧红,还是会站在现代文学作家第一线。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还是本身有实力,又合上了1980年代之后的阅读口味。
 
然而《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要意义,在于以世界眼光看中国现代小说。夏志清是修西洋文学出身,多少有些误打误撞地来写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王瑶的经历也差相仿佛,从古代文学研究转向现代文学研究,两本书对读很有意味)。他以西洋文学的标准与眼光衡文,固然有方圆凿枘之讥,但是却能打破以政治或社会角度的传统论断,独抒己见。从这个意义上,他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更值得一读,因为那些小说更贴近这位北大留美博士的人生经验,由此或可看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锋性”。
 
最后,抄一段王德威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评价,我认为还是很精准:
 
 “这本书代表了50年代一位年轻的、专治西学的中国学者,如何因为战乱羁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这本书也述说了一名浸润在西方理论——包括当时最前卫的‘大传统’‘新批评’等理论——的批评家,如何亟思将一己所学,验证于一极不同的文脉上。这本书更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作的现实决定:既然离家去国,他在异乡反而成为自己国家文化的代言人,并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最后,《小说史》的写成见证了离散及漂流的年代里,知识分子与作家共同的命运;历史的残暴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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