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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报道
答题者：杨早
提问者：木子
时间：2017年6月
采访手记
采访杨早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初夏。之前几次沟通时间，一个转身，他准时从书架后闪过来，落座后，面对抛来的问题，应变机敏、快人快语，用影像一般的语言讲述故事。
为免奔波，杨早定在社科书店，方便而静谧的环境，“一种与方自方的体贴”，给别人方便自己也方便。
对于直白的问题，很少偏颇；对于感兴趣的话题，也不会太雀跃，他的分寸感把握得很好。能看出来，杨早对于文史研究的喜爱，说起自己的祖父祖母作为第一代留学的精英，为改变当时的农业付出的辛劳，他眼睛里闪动着光彩。对于赚钱之道，他不是不想，只不过不愿意浪费时间去做不擅长的事情。
1. 你对民国人物研究挺多的，写作中尽量避免高大上的东西，喜欢衣食住行细节，比方说写张允和爱吃麦当劳爱吃肉、梁思成飙车给林徽因送橘子……这些很颠覆文青的想象，是你的研究风格吗？
现在基本上把民国奇观化和想象化了。当然想象不可能没有的，因为这个历史它越到后来，沉淀下来，就像块腊肉一样，干干一块，要把它发涨，把它还原鲜活的话，不可能不受想象的参与，实际上就是猎奇。实际上有时候它是一个博弈的结果，媒体喜欢名人，所以你谈名人，就会更愿意发。但其实我自己的研究追求，会更加关注小人物和细节，因为我觉得小人物才能真正说明一个社会的普遍状况，所谓的天纵之才像胡适啊像梁启超这种，年轻时候就知道自己一定会永垂不朽的这种人物，他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我主要研究清末民初这一块，因为我觉得这一块就是我们当下这个社会的观念习俗，或者说我们现在什么样子，大都是从那个时期定型来的。
我做研究的时候有些边角余料，会散落在媒体当中，但事实上某些重要的研究可能只是我自己感到很有趣。
2. 民国的故事都摆在那里，你怎样把一个个故事讲得与众不同？
跟我基本的理念有关系，第一，我学文学出身。第二我也做过传媒，在报纸呆过几年。我的一个基本认知就是，第一，我不认为有确切的历史，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角度和写法可能比它本身的这个内容还要重要。比方说辛亥革命，我们先不讲历史，而把它看成是很大的一个新闻事件、突发事件，所有媒体都来了，有的做深度报道，有的做即时报道，我就是穿越到那一年而已。我在做这样一个实验：就是尽量装作不知道后面的事情，把我还原到当时的一个类似记者的身份，然后这个事情我怎么看以及我怎么跑独家。
比如说我们现在谈鲁迅，是已经看到他的日记、书信，各种各样的研究资料……我说鲁迅是古今中外华语作家里面资料最丰富的一个，没有人超过他。所以现在看鲁迅，会有各种各样的思路。
那你想想如果跟鲁迅同时代的人，他们对鲁迅的想象和理解只能基于他的公开出版物，他们看不到书信——我觉得在研究鲁迅时，必须把这个因素引入，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想法返回头去看，而是要进入当时那个角度，了解他们当时的知识，把别的尽量屏蔽掉，这就是想象的作用，就是文学。如果不带有想象力，你是没办法身临其境地去体会那个想法的。
从后来的角度来看前面，你很容易批判它们，而把自己代入其中讲故事，跟别人就会不太一样。站在不同的角度，你会发现像瞎子摸象一样。每个人摸到的是不一样的，他把这东西呈现出来，然后这个历史的立体感才能出来。
3. 你如何看待朋友圈里的一直在刮的民国风、热衷的民国粉，你的读者群是不是女性读者偏多？
我一向认为其实民国只是一个投射物，就是现在缺什么，我往里面投你看到的这些人。比如说有宋粉，也有清粉，实际上也是在投射。投射到哪里去不重要，其实每一个投射都是在表达你对现实的不满，对现在社会这种缺失所表达的态度。中国目前的现实就是特别让人容易往回望的一个状态，因为民国离我们最近，而且这个历史转弯转得比较厉害，大家更容易想象。
感觉女性粉丝比较多，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其实女性更愿意表达。第二点是写历史有一个特点，他需要读者的信任，需要足够的信任。比如说《民国了》，然后很多人过来问，为什么不放参考文献，放吧，有人说你骗钱，你不放吧，也有人指责。这个东西实际上要有一个度，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于你信不信任这个作家。
4. 和读者有定期互动平台交流吗？
五年前我跟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个读书会，开始找到了一条道路，可以当面频繁地做互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渠道。我们当时设计这个读书会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不喜欢大多数读书会都是讲座，听完以后就走了。我就是要所有来的人都开口，都要参与讨论。人数限定在15个人，三个小时。通过这样一个模式运作，然后意见、反馈，每次大概能够出来超过3万字的记录。
读书会让我能听到普通读者的声音，IT工程师的声音，白领的声音，每次他们讲完以后讨论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类似总结性发言，即兴的、根据他们的关注点。
每次整理那些记录我都痛苦不堪，但是这个过程也在慢慢塑造你自己的思维。他们在其中，无论个人阅读还是文学欣赏水平都有提高。
5. 你在《这些留学生眼中美国的好》一文中，把民国初留美的学生与当下留美的普及现象作对比，提出令人担忧的观点，“美国化作为全球化的实质，变得越来越强势与庞大。与1935年相比，现在不是靠推行《弟子规》和汉服时尚可以扳得回来的。”你怎么看待越来越低龄和普及的留美现象？
近代以来，中国人就特别崇尚新的东西，就是我不管什么东西好，只要新的东西就是好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喜欢的就是好的，从小说到电视剧电影所有人都在抢年轻人的市场。这是什么风格？这是美国风格。社会就是以年轻人的价值观为主流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谈传统文化，谈得越凶越说明你没底气，而且我们还经常抓住一些特别糟糕的东西。
单一地学美国也是问题巨大，如果全球化变成美国化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所以中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塑造自己的社会。
低龄赴美现在很普遍，我就说你到底要干吗，如果你就是想让小孩变成美国人，那你这个做法的成本太高，正确做法是你自己先移出去，二代才有可能完全甩脱中国身份，变成一个香蕉人。越小出去成本越高，有可能美国文化进不去，中国文化又忘掉了。
6. 《巨婴鲁迅的断离舍》鲜活地展示了传统伦理认为“事母甚孝”，现代女权观可能直斥为“巨婴”“妈宝男”这种“中间物”的尴尬。尊母命找儿媳妇与追求自己的爱情，现在来说也是无解的问题，你对此现象以及婚姻如何看待的？
鲁迅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愿意舍己为人，比如说家里的事不要去告诉兄弟，我来处理，搬家什么的我来出钱。他当然有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幸福，去为母亲满意就好，后来他又碰到了合适对象。这个问题放在现在社会里也有，男人很尴尬，比如电视剧《双面胶》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距离、空间互换，如果父母不满意，但她是我的选择，那就不来往。
现在是转型期，买房子带孩子都需要父母帮忙，你不可能不考虑他们的需求，这确实是现在择偶的一个巨大的危险，这是没办法跟美国或者跟欧洲人学的，人家是18岁后、啥也不管，但是现在中国人做不到。
我个人基本上首先我能够做到独立，我要自己择偶，就要承担它的后果。所以我从大学以后就不再接受家里的帮助，比如说包括从家里拿旧电脑旧电视我都会付钱。然后我自己选了我的家庭，那我不能对父母提任何要求，比如说你不来北京住没关系，然后你不带小孩没关系，到现在我们都是自己带小孩，两方老人我都不靠。
我觉得女方在这中间也特别重要，女方要进入一个陌生家庭，而且不光是面对自己先生一个人，不光是小孩养育，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比男性更复杂。
7. 你的文章中，有很多都是针对社会热点话题的评论，其中有各种观点的对比、碰撞，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你怎么对待在生活中遇到的纠结？
能避就避。比方说学区房权衡一下，我就选择放弃。读一个还可以的学校；再比如小区维权，我在小区里面从来不是冲在前面的一个人，社区里面80%以上的人都是搭便车的人，支持人家去争取，然后来享受这个东西。我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把我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这种公共事务上，我会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尽量投到自己擅长、喜欢的领域。所以在这个时代，很多东西的规范都不够明晰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就是能躲就躲。比如说我一直不炒股不理财，不愿意入市，因为我觉得我耗不起这个关注度。
8. 还热衷于参与社会热点话题吗？
坦白说我这两年很少再为这种社会性的问题特别投入进去，第一在这样一个信息混乱和污染的时代，你对一个信息弄不清楚，也不要随便发言，经常就会被打脸。第二，我觉得每个人大部分时候只能看到周边的东西，每个人其实很多感触就是比较小的事情。我只能做擅长的事情，比如说做读书会影响那么一些人。
9. 你如何看待鸡汤横行霸屏，你会行文驳斥吗？
我有个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玩，“都说鸡汤文，我就好奇那鸡肉给谁吃了”。其实鸡汤文的横行，我觉得中国的精神生活是很弱的，没有足够的信仰，没有足够的价值观，除了钱以外我没有办法谈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鸡汤”来弥补：一个多快好省的东西，希望一下子能够给我一个安慰，比如于丹说的“如果你不能改变社会环境的话，你就改变自身”，这很容易做到嘛，有点类似鸦片，但有时候人们确实也需要鸦片。
我也不会说逮着一个就怼，以前我批过余秋雨，如果他把自己定为一个普通旅游撰写者的话，他是非常棒的一流的专业者；定位为一个散文家的话，我觉得也很不错，但他非要说他是中国文化的传人这就有点问题了。我要掰哧的是这个层面上的问题。如果你给点那个鸡汤说说女人爱自己啊或者什么，那我觉得无所谓，但是你不要提升你自己，把它作为一个价值观，好像是我们的核心功能，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就可以说一说，或者掰一掰。
10.你写过民国时期的北大，从“燕京学堂风波”到北大的“开放”有其传统，你怎么看待现在的教育改革？
现在农村好多地方，最破的房子都是家里有人上学的，上学的成本太高了，在美国也是一样的，上大学是一项很重要的家庭投资。
我一直不喜欢中国大学的风格，还是太不灵活了，就是你考上，然后呢，必须四年毕业。我觉得早晚有一天高等教育就应该是我想上、我觉得有用。但是我可以先工作两年，然后修两个学分，然后又出来工作两年，再修一个学分，我修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只要我觉得文凭对我有用，还有就是学的东西能够对我有好处，我有动力去学。像现在这样，爸妈送你进去，然后你还花钱雇人帮你上课，那跟高四高五没有区别。
人生没有必要那么急，能够多元化就多元化，就是尽量让人在每个生活阶段都有不同的选择。
11. 你对儿子的教育会采取什么态度？
我没有特别盲目的一个目标，没说我儿子一定要培养成什么样子，我就走着看。我只是觉得说他条件比我好那么多了，我能走到这一步，他也没有什么理由就不能走到这一步，但是如果出现了不确定因素也没办法，所以我只能说我尽量就让他少走点弯路。
12. 选择文史创作是兴趣所致么？你认可目前所处的环境吗？你最认同哪位历史人物？
兴趣所致。
不认可。不过生在这个时代，要有这个时代的觉悟。别的时代也未必更好。
最认同创办《京话日报》的彭翼仲，眼光向下，从底层社会启蒙做起，以媒体推动社会运动，还培养出了梁漱溟这样的后辈。
13. 你有哪些爱好，喜欢什么样的旅行？
读书，观影，旅行。
喜欢自由的，松散的，目的性不强的，能看到当地人生活状态的旅行。还有就是能与书上知识相印证的游览。
14. 笔下生花，鞭辟入里，除写作外，你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如果可以任意选择，希望能擅长步行，并听懂各种方言。
15. 你认为家庭最完美的状态是怎样的，或者说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家庭最完美的状态应该是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充满活力。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人人感到公平而自由是最幸福的，虽然基本不可能做到。
16. 对目前自己的状态满意吗，比如说职业、收入，如果选择，你最喜爱的职业是什么？
职业算满意，收入不满意，这才符合我的人设：一个反智时代的爱智者。我最喜欢的职业是书院的山长。这个职业已经不存在了。
（本文原载于“天天副刊·人文问卷”，《北京青年报》2017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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