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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是个投射物,缺什么往里投什么

答题者:杨早
 
提问者:木子
 
时间:2017年6月
 
采访手记
 
采访杨早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初夏。之前几次沟通时间,一个转身,他准时从书架后闪过来,落座后,面对抛来的问题,应变机敏、快人快语,用影像一般的语言讲述故事。
 
为免奔波,杨早定在社科书店,方便而静谧的环境,“一种与方自方的体贴”,给别人方便自己也方便。
 
对于直白的问题,很少偏颇;对于感兴趣的话题,也不会太雀跃,他的分寸感把握得很好。能看出来,杨早对于文史研究的喜爱,说起自己的祖父祖母作为第一代留学的精英,为改变当时的农业付出的辛劳,他眼睛里闪动着光彩。对于赚钱之道,他不是不想,只不过不愿意浪费时间去做不擅长的事情。
 
1. 你对民国人物研究挺多的,写作中尽量避免高大上的东西,喜欢衣食住行细节,比方说写张允和爱吃麦当劳爱吃肉、梁思成飙车给林徽因送橘子……这些很颠覆文青的想象,是你的研究风格吗?
 
现在基本上把民国奇观化和想象化了。当然想象不可能没有的,因为这个历史它越到后来,沉淀下来,就像块腊肉一样,干干一块,要把它发涨,把它还原鲜活的话,不可能不受想象的参与,实际上就是猎奇。实际上有时候它是一个博弈的结果,媒体喜欢名人,所以你谈名人,就会更愿意发。但其实我自己的研究追求,会更加关注小人物和细节,因为我觉得小人物才能真正说明一个社会的普遍状况,所谓的天纵之才像胡适啊像梁启超这种,年轻时候就知道自己一定会永垂不朽的这种人物,他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我主要研究清末民初这一块,因为我觉得这一块就是我们当下这个社会的观念习俗,或者说我们现在什么样子,大都是从那个时期定型来的。
 
我做研究的时候有些边角余料,会散落在媒体当中,但事实上某些重要的研究可能只是我自己感到很有趣。
 
2. 民国的故事都摆在那里,你怎样把一个个故事讲得与众不同?
 
跟我基本的理念有关系,第一,我学文学出身。第二我也做过传媒,在报纸呆过几年。我的一个基本认知就是,第一,我不认为有确切的历史,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角度和写法可能比它本身的这个内容还要重要。比方说辛亥革命,我们先不讲历史,而把它看成是很大的一个新闻事件、突发事件,所有媒体都来了,有的做深度报道,有的做即时报道,我就是穿越到那一年而已。我在做这样一个实验:就是尽量装作不知道后面的事情,把我还原到当时的一个类似记者的身份,然后这个事情我怎么看以及我怎么跑独家。
 
比如说我们现在谈鲁迅,是已经看到他的日记、书信,各种各样的研究资料……我说鲁迅是古今中外华语作家里面资料最丰富的一个,没有人超过他。所以现在看鲁迅,会有各种各样的思路。
 
那你想想如果跟鲁迅同时代的人,他们对鲁迅的想象和理解只能基于他的公开出版物,他们看不到书信——我觉得在研究鲁迅时,必须把这个因素引入,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想法返回头去看,而是要进入当时那个角度,了解他们当时的知识,把别的尽量屏蔽掉,这就是想象的作用,就是文学。如果不带有想象力,你是没办法身临其境地去体会那个想法的。
 
从后来的角度来看前面,你很容易批判它们,而把自己代入其中讲故事,跟别人就会不太一样。站在不同的角度,你会发现像瞎子摸象一样。每个人摸到的是不一样的,他把这东西呈现出来,然后这个历史的立体感才能出来。
 
3. 你如何看待朋友圈里的一直在刮的民国风、热衷的民国粉,你的读者群是不是女性读者偏多?
 
我一向认为其实民国只是一个投射物,就是现在缺什么,我往里面投你看到的这些人。比如说有宋粉,也有清粉,实际上也是在投射。投射到哪里去不重要,其实每一个投射都是在表达你对现实的不满,对现在社会这种缺失所表达的态度。中国目前的现实就是特别让人容易往回望的一个状态,因为民国离我们最近,而且这个历史转弯转得比较厉害,大家更容易想象。
 
感觉女性粉丝比较多,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其实女性更愿意表达。第二点是写历史有一个特点,他需要读者的信任,需要足够的信任。比如说《民国了》,然后很多人过来问,为什么不放参考文献,放吧,有人说你骗钱,你不放吧,也有人指责。这个东西实际上要有一个度,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于你信不信任这个作家。
 
4. 和读者有定期互动平台交流吗?
 
五年前我跟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个读书会,开始找到了一条道路,可以当面频繁地做互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渠道。我们当时设计这个读书会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不喜欢大多数读书会都是讲座,听完以后就走了。我就是要所有来的人都开口,都要参与讨论。人数限定在15个人,三个小时。通过这样一个模式运作,然后意见、反馈,每次大概能够出来超过3万字的记录。
 
读书会让我能听到普通读者的声音,IT工程师的声音,白领的声音,每次他们讲完以后讨论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类似总结性发言,即兴的、根据他们的关注点。
 
每次整理那些记录我都痛苦不堪,但是这个过程也在慢慢塑造你自己的思维。他们在其中,无论个人阅读还是文学欣赏水平都有提高。
 
5. 你在《这些留学生眼中美国的好》一文中,把民国初留美的学生与当下留美的普及现象作对比,提出令人担忧的观点,“美国化作为全球化的实质,变得越来越强势与庞大。与1935年相比,现在不是靠推行《弟子规》和汉服时尚可以扳得回来的。”你怎么看待越来越低龄和普及的留美现象?
 
近代以来,中国人就特别崇尚新的东西,就是我不管什么东西好,只要新的东西就是好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喜欢的就是好的,从小说到电视剧电影所有人都在抢年轻人的市场。这是什么风格?这是美国风格。社会就是以年轻人的价值观为主流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谈传统文化,谈得越凶越说明你没底气,而且我们还经常抓住一些特别糟糕的东西。
 
单一地学美国也是问题巨大,如果全球化变成美国化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所以中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塑造自己的社会。
 
低龄赴美现在很普遍,我就说你到底要干吗,如果你就是想让小孩变成美国人,那你这个做法的成本太高,正确做法是你自己先移出去,二代才有可能完全甩脱中国身份,变成一个香蕉人。越小出去成本越高,有可能美国文化进不去,中国文化又忘掉了。
 
6. 《巨婴鲁迅的断离舍》鲜活地展示了传统伦理认为“事母甚孝”,现代女权观可能直斥为“巨婴”“妈宝男”这种“中间物”的尴尬。尊母命找儿媳妇与追求自己的爱情,现在来说也是无解的问题,你对此现象以及婚姻如何看待的?
 
鲁迅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愿意舍己为人,比如说家里的事不要去告诉兄弟,我来处理,搬家什么的我来出钱。他当然有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幸福,去为母亲满意就好,后来他又碰到了合适对象。这个问题放在现在社会里也有,男人很尴尬,比如电视剧《双面胶》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距离、空间互换,如果父母不满意,但她是我的选择,那就不来往。
 
现在是转型期,买房子带孩子都需要父母帮忙,你不可能不考虑他们的需求,这确实是现在择偶的一个巨大的危险,这是没办法跟美国或者跟欧洲人学的,人家是18岁后、啥也不管,但是现在中国人做不到。
 
我个人基本上首先我能够做到独立,我要自己择偶,就要承担它的后果。所以我从大学以后就不再接受家里的帮助,比如说包括从家里拿旧电脑旧电视我都会付钱。然后我自己选了我的家庭,那我不能对父母提任何要求,比如说你不来北京住没关系,然后你不带小孩没关系,到现在我们都是自己带小孩,两方老人我都不靠。
 
我觉得女方在这中间也特别重要,女方要进入一个陌生家庭,而且不光是面对自己先生一个人,不光是小孩养育,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比男性更复杂。
 
7. 你的文章中,有很多都是针对社会热点话题的评论,其中有各种观点的对比、碰撞,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你怎么对待在生活中遇到的纠结?
 
能避就避。比方说学区房权衡一下,我就选择放弃。读一个还可以的学校;再比如小区维权,我在小区里面从来不是冲在前面的一个人,社区里面80%以上的人都是搭便车的人,支持人家去争取,然后来享受这个东西。我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把我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这种公共事务上,我会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尽量投到自己擅长、喜欢的领域。所以在这个时代,很多东西的规范都不够明晰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就是能躲就躲。比如说我一直不炒股不理财,不愿意入市,因为我觉得我耗不起这个关注度。
 
8. 还热衷于参与社会热点话题吗?
 
坦白说我这两年很少再为这种社会性的问题特别投入进去,第一在这样一个信息混乱和污染的时代,你对一个信息弄不清楚,也不要随便发言,经常就会被打脸。第二,我觉得每个人大部分时候只能看到周边的东西,每个人其实很多感触就是比较小的事情。我只能做擅长的事情,比如说做读书会影响那么一些人。
 
9. 你如何看待鸡汤横行霸屏,你会行文驳斥吗?
 
我有个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玩,“都说鸡汤文,我就好奇那鸡肉给谁吃了”。其实鸡汤文的横行,我觉得中国的精神生活是很弱的,没有足够的信仰,没有足够的价值观,除了钱以外我没有办法谈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鸡汤”来弥补:一个多快好省的东西,希望一下子能够给我一个安慰,比如于丹说的“如果你不能改变社会环境的话,你就改变自身”,这很容易做到嘛,有点类似鸦片,但有时候人们确实也需要鸦片。
 
我也不会说逮着一个就怼,以前我批过余秋雨,如果他把自己定为一个普通旅游撰写者的话,他是非常棒的一流的专业者;定位为一个散文家的话,我觉得也很不错,但他非要说他是中国文化的传人这就有点问题了。我要掰哧的是这个层面上的问题。如果你给点那个鸡汤说说女人爱自己啊或者什么,那我觉得无所谓,但是你不要提升你自己,把它作为一个价值观,好像是我们的核心功能,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就可以说一说,或者掰一掰。
 
10.你写过民国时期的北大,从“燕京学堂风波”到北大的“开放”有其传统,你怎么看待现在的教育改革?
 
现在农村好多地方,最破的房子都是家里有人上学的,上学的成本太高了,在美国也是一样的,上大学是一项很重要的家庭投资。
 
我一直不喜欢中国大学的风格,还是太不灵活了,就是你考上,然后呢,必须四年毕业。我觉得早晚有一天高等教育就应该是我想上、我觉得有用。但是我可以先工作两年,然后修两个学分,然后又出来工作两年,再修一个学分,我修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只要我觉得文凭对我有用,还有就是学的东西能够对我有好处,我有动力去学。像现在这样,爸妈送你进去,然后你还花钱雇人帮你上课,那跟高四高五没有区别。
 
人生没有必要那么急,能够多元化就多元化,就是尽量让人在每个生活阶段都有不同的选择。
 
11. 你对儿子的教育会采取什么态度?
 
我没有特别盲目的一个目标,没说我儿子一定要培养成什么样子,我就走着看。我只是觉得说他条件比我好那么多了,我能走到这一步,他也没有什么理由就不能走到这一步,但是如果出现了不确定因素也没办法,所以我只能说我尽量就让他少走点弯路。
 
12. 选择文史创作是兴趣所致么?你认可目前所处的环境吗?你最认同哪位历史人物?
 
兴趣所致。
 
不认可。不过生在这个时代,要有这个时代的觉悟。别的时代也未必更好。
 
最认同创办《京话日报》的彭翼仲,眼光向下,从底层社会启蒙做起,以媒体推动社会运动,还培养出了梁漱溟这样的后辈。
 
13. 你有哪些爱好,喜欢什么样的旅行?
 
读书,观影,旅行。
 
喜欢自由的,松散的,目的性不强的,能看到当地人生活状态的旅行。还有就是能与书上知识相印证的游览。
 
14. 笔下生花,鞭辟入里,除写作外,你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如果可以任意选择,希望能擅长步行,并听懂各种方言。
 
15. 你认为家庭最完美的状态是怎样的,或者说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家庭最完美的状态应该是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充满活力。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人人感到公平而自由是最幸福的,虽然基本不可能做到。
 
16. 对目前自己的状态满意吗,比如说职业、收入,如果选择,你最喜爱的职业是什么?
 
职业算满意,收入不满意,这才符合我的人设:一个反智时代的爱智者。我最喜欢的职业是书院的山长。这个职业已经不存在了。
 
(本文原载于“天天副刊·人文问卷”,《北京青年报》2017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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