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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夏天格外燠热难耐，从早上的“怎么这么早就这么热，要中暑了”，到晚上“怎么这么晚了还这么热，是不是中暑了”，北京成都，四海一心。
这种天气里能读完的书，至少得是轻松有趣，又有点儿意味的才行。
《边缘人偶记》的作者徐国琦自称“本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回忆录，而是通过本人的个人经历来揭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迁”。全书分为“读书记”“写书记”“教书记”“师友记”“人物记”“边缘记”六个部分，其实是从不同侧面记录并阐释徐国琦自己的人生，并由此观照他纵横东西五十年的心路历程。
以我之见，徐国琦经历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从贫寒的农家子弟到哈佛大学博士，再到国际知名跨国史学者的道路。可以说，这条道路，占了中美两国近半个世纪学术环境的“便宜”，没有这样的时代背景，徐国琦再努力，天资再高，也难有今日的成就。
徐国琦是安徽枞阳人，他没有说生于何年，但他是1980年枞阳高考第一名，所以大抵是1962年前后生人。非常典型的农家子弟，晚上写作业打翻过煤油灯，因此母亲把他的作业本撕掉——因为心疼煤油钱，也因为觉得读书没有前途。他每周从学校回家一次，自己背米和咸菜回校，还有5分钱的柴火费，才能在食堂就餐。从家到学校有20里路，冬天的清晨会有狼跟踪行人，一定要坚持到村庄，才有狗出来将狼赶跑。
徐国琦逆袭的道路也是典型的1980年代型号。考上安徽师大历史系，再去南开大学读美国外交史的研究生，1990年，徐国琦申请到去哈佛大学读博士生。
1997年，徐国琦的博士论文仍未完成。这时他已经有了三个儿女。有一天他听6岁的大女儿对同学说，她担心爸爸可能有点傻，要到下个世纪才能从哈佛毕业。于是他加快了论文进度，终于赶在1999年拿到了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徐国琦在哈佛给马若德教授当了好几年助教。毕业时老马说，你有三个选择：做学问，老实待在美国；要赚钱，到香港教书；要想吆三喝四，回中国内地，那里有做官的可能。
徐国琦选择了待在美国任教、研究十年。2009年移师香港大学。此时他已经是相当重要的跨国史学者。成名之作是对“一战中的华工”的研究，再延及中国与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以及中美两国“一段共有的历史”，中间还插写了一本“世界上目前唯一全面研究体育与中国国际化的专著”《奥林匹克之梦》，该书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出版，被国际奥林匹克历史学家协会评为当年度唯一最佳学术著作。
徐国琦的成就是他自己的努力与选择所致，但也与中美两国的学术大环境有关。1980年代的大学是无数鲤鱼争跳的龙门，教育资源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畸形集中，所以徐国琦起点不算高，但高招制度与体制环境保证了他可以凭努力与天资获得逆袭的机会。
去哈佛之后，上升期的美国，几乎为为数不多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了与国内天壤之别的学术资源与学术环境。徐国琦为什么读了九年的博士？除了学专业，学外语，花整整一年准备资格考试之外，剩下的就是全世界读档：中国台湾，中国大陆，西德，巴黎，中国香港，伦敦，还有加拿大。靠的是哈佛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别提做的研究基金。而哈佛历史系拿到博士学位的平均时间是十年，徐国琦并不傻，他只是不急，而美国的学术环境保证这种从容的研究与积累。换在国内，想都不用想。
我们曾在阅读邻居讨论过“为什么美国历史学者的论著即使普通人也能觉得好看？徐国琦点出了美国学界的写作规则：“博士论文实际上是写给论文委员会几个专家看的，越深奥越好。但学术书籍则尽量要面向更多的读者，至少要说服出版社编辑和外审专家。”学者的研究题目不妨偏门，但背后的问题意识要有相当的普适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士论文的精深与日后著述的延展，其实构成了一位学者稳定而渐进的学术之路。
能在美国立足扎根的大陆学者，并不太多。即使幸运儿如徐国琦，也会将自己定义为“边缘人”，毕竟，那是一个需要你去改变适应的全新文化。在融入与进取的过程中，体制与个人提供的助力，就显得非常重要。掩卷思之，多有感喟，徐国琦之幸，映照的是谁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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