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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坝与教会大学，还是藉由“抗战”的名义才闯入公众眼帘。
1995年，抗战胜利纪念50周年，华西坝标志之一的钟楼旁的桂竹园内，树了一座纪念碑。五大学在蓉校友100多人参加揭碑仪式。碑文曰：
正如岱峻在《风过华西坝》中所说：“碑文似过于含蓄，落款也只有撰文者与书写者名字，缺失树碑的主导者、承建人。这种疏失，或许藏有隐情？”
隐情自然是有的。1946年6月，华西坝除华西协合大学之外的四大学即将复员北归，四校主事者共同草拟了一篇碑文，真实地交代了被当时四川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称为“BIG FIVE”的华西坝五大学之由来：
抗战军兴，全国移动。华西协合大学张校长凌高博士虑敌摧残我教育，奴化我青年，因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毋使弦歌中辍。其卓识宏谋固已超出寻常，使人感激而景仰之矣。既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齐鲁两大学均先后莅止，而燕京大学亦于太平洋战起被迫解散，旋即复校成都，于是有华西坝五大学之称。
碑文指出：“华西协合大学之校舍、图书馆及一切科学设备亦无不与四大学共之。甚至事无大小，均由五大学公议公决，而不以主客悬殊，强人就我。即学术研究亦公诸同人，而不以自秘，此尤人所难能。若持之以恒，八年如一日，则难之又难者也”，这种局面产生的效果，若说令各大学弦歌不辍，战时高等教育得以维持，“此犹小焉者也”，更重要的是，“教会大学之合作即以五大学发其端，此则前所未有之创举，而今乃见之颠沛流离之际，岂不感哉！”
从形式上说，在国民政府“收回教权”的要求下，从1927年到1932年，中国的教会大学大都已经完成了向私立大学的转化。不过无论是时人称呼，还是各校自认，还是采用了径以“教会大学”呼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各校的理事会都是中国人占优势，校长也都是中国人担任，但立校的物质基础仍然掌握在西方差会手中。1936年，全国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的托事部，合并为“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部”，在美英两国各设总办事处，对在华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实行统一调配、统一领导和统一财务管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五大学在华西坝的紧密合作，持之以恒，才有实现的可能。
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条：
一是完全国立，自始至终由国家力量建立的大学，如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
二是由各地的学堂、书院等公私学校发展扩充建立的公立或私立大学，包括清华学堂从留美预备学堂转化为国立大学，亦属此例；
三即教会大学，是在清末以来的教会学校体系内部发展起来。
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前两条脉络的公立或私立大学，已基本整合成型，而教会大学亦获得长足的发展，与国立或华资私立大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战前流传的北平女生择偶口诀“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燕京可通融”可以反映出这种相埒的形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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