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坝见证了祖父祖母1940年代锦江边的爱情

 

去成都之前，与岱峻老师伉俪（夫人冯志是其学术助手）、《弦诵复骊歌》责编孙祎萌一起在微信群里讨论：在成都的新书对谈活动，应该起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最后定下的主题是《华西客与成都人》。

 

1937年开始的抗战，是中国大学发展的拐点。原来集中于北平与东南沿海的高校群，因为战争的原因内迁，落脚在昆明、蒙自、成都、重庆、宜宾、乐山、汉中、遵义……这些地方本来并非教育中心，却因缘际会获得了战前不可想象的教育与学术资源。高校内迁，打破了中国本来教育不均衡的状况。

 

”华西客与成都人“这个主题的意思，是指四所教会大学因抗战之故，内迁来蓉，向华西协合大学商借校舍，在这里复校，继续办大学，他们是华西坝的客人。但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随着这些大学师生对藏地等边疆研究、生物资源的引入与改良、农业周边调查等领域的介入与支持，他们对战时成都乃至四川、乃至中国的各项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已经变成了成都人。

 

 

比如西藏，民初方因英国的觊觎与藏区的叛乱，引起内地注意，被纳入中国整体想象之中。1922年，华西协合大学一批基督教学者成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组织多次对藏羌秘境的考察。“抗战军兴，大后方成都成为边疆研究的热土。迁到此地的燕大、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大与本土的华大，有一大批受过西方学术训练，有志于边疆研究的中国学者，如生物学家刘承钊、考古学家冯汉骥、地理学家刘恩兰、语言学家李方桂等；政府、学校及社会团体组织的边疆考察活动也丰富多彩，层出不穷。”（《弦诵复骊歌》P112）

 

像毕业于燕京大学、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河北人李安宅，本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被华西协合大学聘为教授，主持社会学系，建立了华西边疆研究所，两年后即成为“一切边疆研究机关中消费最少而收获最大之单位”。李安宅还为社会学系与边研所聘来了本地学者任乃强，任乃强在李安宅赴美国耶鲁大学访学后，在成都成立“康藏研究社”，树起了四川边疆研究的另一面旗帜。李安宅夫妇、任乃强后来都为解放军进藏提供相当关键的信息与对策支持，李安宅还在昌都创办了西藏的第一所小学。

 

美国人卜凯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与胡适、赵元任都是校友。1915年毕业，卜凯来到中国，在康奈尔大学的姊妹学校金陵大学任教。1917年，与传教士之女赛珍珠结婚。夫妇共同投入对中国各地的农业经济调查。尤其在金陵大学徐澄、乔启明、崔毓俊等学生毕业留校后，师生耗费八年时间，完成了7省17个地区2866户农家调查，据此撰成《中国农家经济》一书。赛珍珠根据在中国农村的调查经历，写出的小说《大地》，给作者带来了普利策奖与诺贝尔文学奖。

 

金大南迁后，卜凯仍然主持农经系的调查研究。他已经和另一位金陵大学教授芮陶庵一样，成为本想改变东方，却发现自己已然是“一个被改变的人”。芮陶庵曾经向陕甘宁边区运送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成为美国长老会中唯一去过延安的人。卜凯“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的观点，也曾在1944年获得《新华日报》的褒奖。但他们二人，在1949年后都不得不离开新政权控制的大陆。芮陶庵留在香港，参与香港中文大学前身之一崇基学院的创建，被称为“西儒”，长子芮效卫后来费数十年之功译成足本《金瓶梅》，次子芮效俭当过美国驻华大使。卜凯回了美国，他留在中国的学生们经历了连番旨在清除卜凯影响的“拔白旗”运动，卜凯被描述成一个攫取中国国防机密、掠夺中国经济财富的恶魔。

 

我祖父杨汝纶1937年随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的曾祖西迁重庆，于1938年迁至万县郊区的金陵大学附中毕业，本拟报考燕京大学新闻系，因为成绩优秀，保送金陵大学农经系。他在华西坝认识了低一级的园艺系同学陈砚君。那是我的祖母。1941年参加系里组织的农村调查，后来选定了毕业论文题目《四川华阳县水稻、小麦、玉米、红薯四种作物生产成本的研究》，指导教师正是卜凯。

 

据岱峻说，比我祖父晚两届的社会学系学生谢道炉（谢韬）1944年的日记《一盆红红的火》中写到，当时的教会大学，神学课改为选修，学生自愿行礼拜。我也问过祖父：从教会大学的附中读到本校，要不要读圣经上神学课？祖父回答：这个随个人意愿。从父亲一辈到我这一辈，从来没有见过祖父母有什么宗教举动，或流露什么宗教思想，倒是金陵大学农学院深入农村的调研经验与扎实态度，伴随了他们一生。

 

 

那天，我站在华西协合大学校门原址所在的锦江南岸，远望老南门大桥，遥想祖父讲的故事：

 

 “一个星期日上午，她（我祖母）骑自行车从老南门大桥下桥时与一部人力车猛烈相撞，摔得头破血流，旗袍染红，我闻讯急送医院抢救，并日夜护理，从此我们建立了恋爱关系。”

 

自行车，成都人叫“洋马儿”，也是由教会大学首先带入西南的。祖母，一个来自川南小县的富家小姐，想必也是到成都上学后才学会骑这舶来工具的吧？车技不熟练，难怪发生车祸……只有此刻，站在校门外，我才能想象这个消息是怎样传回校内，祖父以什么方法从校内宿舍赶往事故地点，又是怎样送往医院的……只有在走过华西坝之后，这段爱情故事才突然变得如此真实，足资想象。一个下江男生，与一名四川女子，因为抗战的原因相会于同一所教会大学，学了同样的专业，毕业后也去过南京、上海，最后都留在了四川，为四川服务了一辈子。我父亲在四川长大，求学，成家，立业，离开四川去广东近二十年，退休后又回到成都。

 

 

时代，地域，与家族、个人的命运，如此交织在一起，似乎也能够构成一个隐喻。那曾在华西坝上携手并肩的五所大学，数千师生，继承了什么，创造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哪里是一两本书能说得清楚，辨得明白？

 

但岱峻的这两本书，至少给了我们一副望远镜，让人能够遥望昔年的风华与歌哭。对这位曾经的新闻人，历史的研究者，我心中满是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