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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鲁迅说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事实上,鲁迅从未说过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那么这件事是怎么传起来的呢?
 
1931年7月20日,鲁迅在社会科学研究院做《上海文艺之一瞥》讲演。7月27日、8月3日,上海《文艺新闻》周刊的二十、二十一号刊登记录稿。1932年10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二心集》,收入作者改定稿。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到了“才子加流氓”,也提到了“郭沫若”。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二者可以顺理成章地联系起来。
 
原文是这样的:
 
……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那出马的第一个广告上,说有人“垄断”著文坛,就是指著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看重翻译的,是注意于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这些都是小国度,没有人懂得他们的文字,因此也几乎全都是重译的。并且因为曾经声援过《新青年》,新仇夹旧仇,所以文学研究会这时就受了三方面的攻击。
 
一方面是创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艺术,那么看那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自然就是多管闲事,不免有些‘俗’气,而且还以为无能,所以倘被发见一处误译,有时竟至于特做一篇长长的专论。
 
……
 
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
 
显然,鲁迅认为“才子+流氓式”的行为,是为了打击文坛竞争对手文学研究会,“特做一篇长长的专论”来批评对方成员的“一处误译”,而一旦自身势力雄厚,获得出版社的青睐之后,则再也不挑剔同社成员的“误译”。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双标”,双重标准。鲁迅说这样的做法,是“才子加流氓”。
 
那么,这位“双标”的创造社成员是谁呢?房向东在《庸俗、趣味、三闲及最前进》(出自《太阳下的鲁迅:鲁迅与左翼文人》,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一文中,有详细考证:
 
1922年12月《 小说月报》第13卷第13期发表文学研究会成员佩韦(王统照)的《今年 纪念的几个文学家》 一文,文中将无神论( Atheism) 误译为“ 雅典主义”,成仿吾于 1923年5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 雅典主义”》 一文,专门对王统照的误译加以批评。
 
所以鲁迅讽刺的对象是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者,当过人大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东北师大校长的成仿吾。
 
不过,原题所说,也未为无因。创造社同气连枝,一句“才子加流氓”其实也可以算是鲁迅开的社团炮。
 
在郭沫若自传《创造十年》中,郭沫若回溯了初次读到《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情境:那是1932年正月,日本友人给他送来杂志《古东尔万》,其中有日文译记的鲁迅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郭沫若读了此文,很不高兴,说“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费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被郭沫若这么一解释,“才子加流氓”就成了指整个创造社了。
 
鲁迅对于创造社员,印象都不太好,只喜欢郁达夫一个,但又说,之所以跟郁达夫交往,是因为他脸上没什么“创造气”,可见“创造气”约等于“才子加流氓”。
创造社成员 
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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