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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最好的小说是哪部?

说1990年是“王朔年”,并非从小说意义上谈,而是影视意义上。
 
从1988年末至1989年初,几个月内,有四部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面世,分别是西安电影制片厂黄建新导演的《轮回》、峨眉电影制片厂米家山导演的《顽主》、深圳影业公司叶大鹰导演的《大喘气》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夏钢导演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据王朔自己回忆,当时的计划甚至是一连推出八部。
 
王朔说,这些电影让他“第一次在社会上有了知名度”,《中国电影报》、《电影艺术》编辑部及中国影评学会还联合召开了王朔电影研讨会,这也引发了从电影界到文学界,长达四五年之久的关于王朔的争论。
 
一篇电影评论点出了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所有的评论者在讨论几部电影时,都不把它们看作各自导演的作品,而是统一视为“王朔电影”。以一个原著者的名字统括一批电影,这在电影史上不仅空前,大概也会绝后。这表明,讨论者的重点,不是放在电影的艺术成就或表演风格等方面,而是聚焦于这一系列作品的人物形象上;当时一种激烈的说法是,这些电影都是“痞子写,痞子演给痞子看”的。
 
王朔后来在自述中自称为“通俗小说家”,而且通过不断抨击港台流行文化如武侠小说、流行音乐来区隔“两种通俗文化”。这其实是比较准确的定位。王朔身上确乎有一种“大院子弟气”,表现在小说人物身上,其实不乏一种自我精英化的色彩。回头看“顽主”,他们的行为应当理解为在传统上升管道封闭之后,转而诉求以叛逆姿态寻求民众支持的另类救赎。正如王朔的自述:“他的反文化反精英的姿态是被迫的……他是聪明的,知道扬长避短,不具备的东西,索性站到反面,这就有话说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我看王朔》)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王朔小说的某一方面被放大、定型,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社会意味。
 
王朔作品引发了如此激烈而两极的争论,却没有人能否认,王朔笔下承载着那个躁动不安年代的共同情绪,整个社会渴望一种冲决,一种变局,在所欲不得的情形下,人们宁可认同调侃、嘲讽、游戏的边缘姿态。从导演到评论家,人们对王朔作品的借用与解读是遮蔽性、选择性的。十多年后,《大喘气》导演叶大鹰在接受采访时说:“就想着怎么解气怎么拍,有点出气的感觉,当时有点幼稚,也叛逆……觉得把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惹生气了就高兴,其实现在想起来有点恶作剧的意思。”他也承认这些“王朔电影”“要是以社会责任感或者主体意识为衡量的话,它并无太大价值”,但同时又强调“那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我们在80年代由青年渐入中年时一种情绪化的宣泄”(《1988年电影“王朔年”:怎么解气怎么拍》,2005)。
 
这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流传最广,评价最好的,无疑是《顽主》。
 
据《收获》编辑回忆,《顽主》最初的名字叫《五花肉》,经编辑建议,王朔用了现在的名字。“顽主”据说是当时北京市井的流行词,特指小说中描写的那种衣食无忧、玩世不恭的边缘青年。小说描写于观、李重、马青等一伙“顽主”成立了“三T公司”,意为“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他们替人挨骂、约会、组织文学奖……他们承受并同情民众所有的庸俗、现实甚至荒诞的欲望,唯独对赵尧舜、宝康这种表面道貌岸然、内心龌龊下流的虚伪者极度厌恶。小说基本是一些片段的组合,在王朔当时的小说中,故事性相对较弱,但却成为王朔影响最大的作品,电影改编也最为成功。
 
王朔的小说最初对主流意识形态是有着消解作用的,如作品中对政治语汇的反讽性使用,对虚假崇高的调侃性再现,都体现了大众话语与政治话语长期积存的矛盾对抗。而由于政治话语的转变和大众话语的意识形态化,二者在某些层面上达成了一致。如在以民间方式制作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为例,《渴望》在刘慧芳身上寄托了一种理想化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使痛感商品时代人情冷漠的观众得到观赏性满足,但电视剧刻意淡化了刘慧芳的现代背景和内心矛盾,而仅仅是呈现了一个传统型的无怨无悔的贤妻良母形象,这就抽空了刘的行为背后的现代性伦理依据,使角色染上了“无私奉献”的乌托邦色彩,从而掩盖了形象背后的深刻的社会矛盾。《编辑部的故事》则摆出了嘲弄世象的姿态,但并不是将这种嘲弄引向对现行社会机制的怀疑和反抗,而是让矛盾最终自行得到解决(制造伪劣产品的商家良心发现,闹离婚的夫妻言归于好)。剧中人物虽然大都玩世不恭,但对政治话语如主编训导、法律判决,都表示了绝对的顺从,也从未为政治话语所伤害,充分展现了王蒙对王朔“机智”的赞许:“敢砍敢抡,而又适当地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很适应四项原则和市场经济”。(《躲避崇高》,1993)这种文学的流行一时和通行无阻是可以预知的,但它对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的依附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系回答《腾讯新闻问答》用户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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