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刚看完《文化苦旅》特别喜欢，连写游记都是那个风格，还借给不少朋友共享。读本科的时候，甚至认真想过要不要去考上海戏剧学院余秋雨的研究生。

 

大概是从毕业后看《山居笔记》开始吧，那时也开始喜欢读历史书，就渐渐感到对余秋雨那种“文化决定论”的不满，写了一篇书评《余兮余兮奈若何》，发表在《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上，据说后来余本人表示过不满。

 

后来自己做研究，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余秋雨现象”，看他是怎么成为世纪之交的另类文化英雄：他为何能获得市场的认可？他又为什么被大多数知识分子诟病与轻视？

 

李书磊批评余秋雨“他下笔总是把背景和多种的成份删减得非常简单，把故事熔铸得很纯粹，纯粹得可以一无障碍地表达他强烈的抒情意向。而强烈的抒情意向往往也都十分弱，遇到哪怕是些微非抒情杂质都会顷刻瓦解，所以作者必须毫不犹豫将这些杂质排除”（《余秋雨评点》）。一句话，余秋雨罔顾材料的复杂性，而自己强烈的主观解释强行将材料串联、改写、拼贴成“纯粹的故事”——说到此，一股熟悉的味道已经扑面而来，那便是中国史学界一度风行、后来却悬为厉禁的“以论带史”。开篇提及的令高恒文颇有微辞的“过于突兀的警策之语”，也是“以论带史”的写法所致。

 

笔者相信，如果别人的文章有此病，未必会成为致命伤。但余秋雨的定位是“上海高教精英”、“国家级专家”，他也俨然以中国文化的传道者与守夜人自命，看他在《文化苦旅·自序》如此说：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有变化的自然景观……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地一声奔泻而出。”

 

山水千年无言，却因余秋雨的到来而袒露胸怀，倾盖如故，他不是“为往圣继绝学”的圣贤是什么？这种自我圣化的倾向，在《文化苦旅》中俯拾皆是，也成为批评者诟病的焦点，如《风雨天一阁》开篇讲作者访天一阁遇雨，偶然的天气生发出来却是“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这种动辄拔高到“天人合一”高度的书写被批评为“太自雄自壮”、“到了见神见鬼的地步”。

 

这就要说到“余秋雨现象”中争议最大的“硬伤”问题。开始只是有读者觉得学者随笔中出现低劣的常识性错误如“娥皇、女英的父亲是舜”或“刘半农假冒‘王敬轩’”太不严谨，不免指指点点。没想到余秋雨及其拥护者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硬，不仅把这些错误都归为“细枝末节”，而且在修订与再结集时一仍其旧，直至将所有批评者都归为“蒙面杀手”或“盗版集团”。人们发现，一方面余秋雨死不认错，一方面他的新作之中，错误仍然层出不穷。观点可以讨论，写法或有偏好，但知识性错误为什么会错得如此之多之频？中国文人向来有以博闻强记为高、以寻瑕抵隙为快的传统，并以此为制衡孤陋寡闻、游谈无根的利器。如今余秋雨身处聚光灯下，又自我膨胀到将错就错的地步，引发众多批评者“找碴”的热潮当非意外。这种热潮甚或演变为秉持学术名义的狂欢，其顶峰是2003年《咬文嚼字》的老编辑金文明出版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而且随着余秋雨新作推出，这本书也推出了增补修订版，大有将“咬嚼”进行到底的趋势。

 

其实，这场“硬伤”狂欢能够延续下去并蔚为壮观，主要还是余秋雨的自我圣化——或者说得客气一点，他有一种“纯粹化”的倾向，不仅是要求笔下的故事纯粹，还要求他的读者也能“纯粹”，理解他追思、传扬中国文化的苦衷，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他随手写下的“硬伤”上面。在一次采访中，余秋雨做了这样的表白：

 

“大家不要以为，一个学者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想怎么表达就可以怎么表达。……我开始要这么写的初衷，就是想从中国历史非常沉重、枯涩的故纸堆里，寻找到一种能够被现代人接受，足以在海外广泛普及的历史亮点，用我们的生命和文笔，去把它们一星一点地捕捉过来，然后再以写文章的方式将它们发扬开来。之后，在《文化苦旅》畅销之后，我从许许多多读者来信中知道了，他们的文化程度确实非常有限。而更让我必须考虑的还有海外的读者……他们就更期待有现代的阐释者，对中华的历史和文明进行普通与初级的解释。”（《余秋雨，行者的闲谈》，1999）

 

余秋雨二十余年来一直因各种原因受到广泛批评，但他的作品获得旁人不及的广泛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文化苦旅》除了获得海峡两岸各种奖项，不断重印，成为畅销书兼长销书，《道士塔》入选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三册，更将这篇争议之作以官方认定的方式，变成了人人必读的“经典”文本。《文化苦旅》是如何完成它的魅化的？这不能不是公正评价此书需要思考的前提。

 

本文系回答《企鹅问答》用户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