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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十年来，在中国历史学界乃至人文社科界影响巨大的西方著述，往往不是因为史料上的新发现，而是观察与阐释历史的方法不一样。这正应了余英时的说法：历史不仅仅是史料，历史是对史料的阐释。史料保证了历史的真实性，而阐释的多样性让历史无所谓真实不真实，而重点在于解释是否有效。
下面介绍六本在方法层面影响巨大的历史译著。它们打开了我们看历史的另一些维度，往往让人惊叹：历史还可以这样看，这样写。
谢和耐是法国汉学界的头面人物。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重在经济史与社会史。《蒙元入侵前的中国日常生活》是法国一套关于各国日常生活的丛书中的一本。
谢和耐选定了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描绘中国的日常生活，描述的区域是杭州地区，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为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会。
中国文化在宋朝达到了巅峰。汴梁被金人攻陷之后，南宋凭借江南的雄厚财力重建了临安这座大都市。在这座都市于1276年落入蒙古人之手之前的五十年，临安的繁华达到了顶峰，足以代表中国在西方文化进入之前的日常生活。
谢和耐的材料主要来自宋史文献与笔记，后者如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癸辛杂识》，大大地弥补了正史之不足。这本书对临安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活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各个方面，许多是前人未曾注意的，如火灾与消防、交通与供应等。
《蒙元入侵前的中国日常生活》为古代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
《万历十五年》的名气无须多讲，它在《人民的名义》中，甚至变成了明史爱好者的交流密码。而这本书在创作完成之初无人问津的窘况也就少人提及。
王小波曾经批评过《万历十五年》将“数字化管理”作为解决中国古代社会弊病的观点“太过天真”。其实《万历十五年》对史学界的冲击不在于观点层面，而是黄仁宇的写法：从一个看上去并不重要的年份（1587），叙说了一些常为史学家忽略的“小事”，而黄仁宇通过对这些小事的解读，将明朝晚期的几位重要人物万历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推到了前台。这些人背后，又是作为整体的明晚期政治与社会生态的展现。
《万历十五年》的末段是：“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姑不论是否认同其观点，这种以年度为切入口，通过事件与人物的叙述，将行动背后的理念，社会约束的法则，以及体制运行实际效果共冶于一炉的写法，给后来写史者极大启发。
《王氏之死》不仅是美国中国研究的名著，也是“微观史学”的名著。微观史学多指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种组织或制度等等所做考证、排比、叙述性的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具体的、局部的和专门的。所以《王氏之死》不提供宏大的结论，而是指向王氏这样一位生活在17世纪中国山东的普通女子。
为了实现“让中国人自己讲述他们的故事，从中国内部来观察中国”的目标，作者选用了三种资料作为本书的来源。第一种是编撰于1673年的《郯城县志》，第二种是士绅黄六鸿于17世纪90年代间写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第三种则是大家更熟悉的蒲松龄《聊斋志异》。
《王氏之死》为了帮助读者更贴近地理解王氏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将地方文献、私人记录与传奇小说并置研读，互相参证，地方文献描绘了大的地方史脉络，私人记录提供了诸多的细节，甚至包括当时的物价，同时代的《聊斋志异》则足以虚构或非虚构的故事，将当时民众的心态，应对各种事端的方法，以及社会的性别秩序等等，生动地呈现出来。
这种资料来源的多样，与叙事手法的生动，让读者耳目一新，历史写作能够专注“讲故事”又失其严谨性，是《王氏之死》的范式意义。
孔飞力几乎是凭借《叫魂》一本书坐稳了哈佛大学教授的职位，并当选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
《叫魂》的故事发生在清代最鼎盛的乾隆帝统治中段，就在史称“康乾盛世”的最高峰，一股妖风却席卷了半个中国，从皇帝到地方官员，再到惊恐的平民，各种阶层的人都被卷进了这场风波。孔飞力并非单纯从民俗史或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待这场风波，他巧妙地将这忙忙碌碌又无事生非的半年时光，编织进了清代中叶的社会大背景中，从而尝试理解传统中国政治与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人口的繁衍已经让传统社会结构难以负荷，直接后果就是流民的增多。这就是谣言产生与散播的温床。偏偏这个时期的统治者与辅助者，也就是皇帝与官员，彼此之间很难称得上相互信任。官员不希望自己治理的地方出现严重问题，而皇帝很害怕官员用欺哄的手段来应付异族的君王。只有在这种框架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几个地方出现的谣言风潮，会让身在北京的乾隆帝寝食难安，而官僚体制又为什么要制造出种种或真或伪的描述，来保持各地在皇上心目中的稳定形象。
《叫魂》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复杂与精巧，用一起风波锁定了整个帝国体制的普遍与特殊之处。
魏斐德与史景迁、孔飞力并称美国“汉学三杰”，《大门口的陌生人》是魏斐德的成名作。
《大门口的陌生人》，陌生人指的是1839年开始侵入广东的英军，而大门口指的是中华帝国与西方初次发生冲突与博弈的华南地区。魏斐德想探讨的是：后来被称为19世纪人类最大内战的太平天国叛乱，与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通过分析三元里抗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广东、太平天国在广西的举事、二次鸦片战争时广州的入城之争，魏斐德令人信服地指出：正是英国的侵入，改变了华南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北京政府已经无法有力地控制南方的统治，异国军队的侵入又推动了团练制度的普遍建立，给予了地方士绅更大的权力，这种局面加上五口通商后广东的经济衰落，激发了华南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动乱因此发生，而这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动乱又反过来推动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士绅的崛起。
华南只是后来中国各地动荡的一场预演。由《大门口的陌生人》，我们似乎可以解读出晚清中国的政治运作机制如何形成，而社会生态的改变，又是如何向控制力减弱的北京政府提出挑战。帝国的覆亡并非偶然，几乎在七十年前就已经注定。
柯文曾经写出了著名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出用“中国中心观”来代替主流的“西方中心观”，也就是说，看待中国历史，使用中国内部的标准，而不是西方制定的“文明”啊，“现代”啊这样一些预先设定的标尺。
《历史三调》分为三个部分，带领读者从三条不同路径接近“义和团”。第一部分是作为事件的义和团，讲述者是历史学家；第二部分是作为经历的义和团，讲述者是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人；第三部分是作为神话的义和团，讲述者是神话制造者们。
柯文为我们讲述了三种不同的义和团历史。同一段历史，有了三种不同的面相，那么，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针对同一段史实，展现不同的记录与解释，《历史三调》的意义正在于印证“历史无真实可言”的结论。柯文还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让历史学家头痛的问题：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家讲述的历史可信吗？历史学家工作的意义是什么？你看，在这本书中，柯文挑战了作为历史学家的自己，甚至挑战了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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