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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海外汉学历史名著,开启了我们看中国史的另类视角

这四十年来,在中国历史学界乃至人文社科界影响巨大的西方著述,往往不是因为史料上的新发现,而是观察与阐释历史的方法不一样。这正应了余英时的说法:历史不仅仅是史料,历史是对史料的阐释。史料保证了历史的真实性,而阐释的多样性让历史无所谓真实不真实,而重点在于解释是否有效。
 
下面介绍六本在方法层面影响巨大的历史译著。它们打开了我们看历史的另一些维度,往往让人惊叹:历史还可以这样看,这样写。
 
谢和耐是法国汉学界的头面人物。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重在经济史与社会史。《蒙元入侵前的中国日常生活》是法国一套关于各国日常生活的丛书中的一本。
 
谢和耐选定了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描绘中国的日常生活,描述的区域是杭州地区,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为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会。
 
中国文化在宋朝达到了巅峰。汴梁被金人攻陷之后,南宋凭借江南的雄厚财力重建了临安这座大都市。在这座都市于1276年落入蒙古人之手之前的五十年,临安的繁华达到了顶峰,足以代表中国在西方文化进入之前的日常生活。
 
谢和耐的材料主要来自宋史文献与笔记,后者如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癸辛杂识》,大大地弥补了正史之不足。这本书对临安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活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各个方面,许多是前人未曾注意的,如火灾与消防、交通与供应等。
 
《蒙元入侵前的中国日常生活》为古代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
 
《万历十五年》的名气无须多讲,它在《人民的名义》中,甚至变成了明史爱好者的交流密码。而这本书在创作完成之初无人问津的窘况也就少人提及。
 
王小波曾经批评过《万历十五年》将“数字化管理”作为解决中国古代社会弊病的观点“太过天真”。其实《万历十五年》对史学界的冲击不在于观点层面,而是黄仁宇的写法:从一个看上去并不重要的年份(1587),叙说了一些常为史学家忽略的“小事”,而黄仁宇通过对这些小事的解读,将明朝晚期的几位重要人物万历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推到了前台。这些人背后,又是作为整体的明晚期政治与社会生态的展现。
 
《万历十五年》的末段是:“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姑不论是否认同其观点,这种以年度为切入口,通过事件与人物的叙述,将行动背后的理念,社会约束的法则,以及体制运行实际效果共冶于一炉的写法,给后来写史者极大启发。
 
《王氏之死》不仅是美国中国研究的名著,也是“微观史学”的名著。微观史学多指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种组织或制度等等所做考证、排比、叙述性的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具体的、局部的和专门的。所以《王氏之死》不提供宏大的结论,而是指向王氏这样一位生活在17世纪中国山东的普通女子。
 
为了实现“让中国人自己讲述他们的故事,从中国内部来观察中国”的目标,作者选用了三种资料作为本书的来源。第一种是编撰于1673年的《郯城县志》,第二种是士绅黄六鸿于17世纪90年代间写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第三种则是大家更熟悉的蒲松龄《聊斋志异》。
 
《王氏之死》为了帮助读者更贴近地理解王氏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将地方文献、私人记录与传奇小说并置研读,互相参证,地方文献描绘了大的地方史脉络,私人记录提供了诸多的细节,甚至包括当时的物价,同时代的《聊斋志异》则足以虚构或非虚构的故事,将当时民众的心态,应对各种事端的方法,以及社会的性别秩序等等,生动地呈现出来。
 
这种资料来源的多样,与叙事手法的生动,让读者耳目一新,历史写作能够专注“讲故事”又失其严谨性,是《王氏之死》的范式意义。
 
孔飞力几乎是凭借《叫魂》一本书坐稳了哈佛大学教授的职位,并当选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
 
《叫魂》的故事发生在清代最鼎盛的乾隆帝统治中段,就在史称“康乾盛世”的最高峰,一股妖风却席卷了半个中国,从皇帝到地方官员,再到惊恐的平民,各种阶层的人都被卷进了这场风波。孔飞力并非单纯从民俗史或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待这场风波,他巧妙地将这忙忙碌碌又无事生非的半年时光,编织进了清代中叶的社会大背景中,从而尝试理解传统中国政治与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人口的繁衍已经让传统社会结构难以负荷,直接后果就是流民的增多。这就是谣言产生与散播的温床。偏偏这个时期的统治者与辅助者,也就是皇帝与官员,彼此之间很难称得上相互信任。官员不希望自己治理的地方出现严重问题,而皇帝很害怕官员用欺哄的手段来应付异族的君王。只有在这种框架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几个地方出现的谣言风潮,会让身在北京的乾隆帝寝食难安,而官僚体制又为什么要制造出种种或真或伪的描述,来保持各地在皇上心目中的稳定形象。
 
《叫魂》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复杂与精巧,用一起风波锁定了整个帝国体制的普遍与特殊之处。
 
魏斐德与史景迁、孔飞力并称美国“汉学三杰”,《大门口的陌生人》是魏斐德的成名作。
 
《大门口的陌生人》,陌生人指的是1839年开始侵入广东的英军,而大门口指的是中华帝国与西方初次发生冲突与博弈的华南地区。魏斐德想探讨的是:后来被称为19世纪人类最大内战的太平天国叛乱,与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通过分析三元里抗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广东、太平天国在广西的举事、二次鸦片战争时广州的入城之争,魏斐德令人信服地指出:正是英国的侵入,改变了华南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北京政府已经无法有力地控制南方的统治,异国军队的侵入又推动了团练制度的普遍建立,给予了地方士绅更大的权力,这种局面加上五口通商后广东的经济衰落,激发了华南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动乱因此发生,而这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动乱又反过来推动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士绅的崛起。
 
华南只是后来中国各地动荡的一场预演。由《大门口的陌生人》,我们似乎可以解读出晚清中国的政治运作机制如何形成,而社会生态的改变,又是如何向控制力减弱的北京政府提出挑战。帝国的覆亡并非偶然,几乎在七十年前就已经注定。
 
柯文曾经写出了著名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出用“中国中心观”来代替主流的“西方中心观”,也就是说,看待中国历史,使用中国内部的标准,而不是西方制定的“文明”啊,“现代”啊这样一些预先设定的标尺。
 
《历史三调》分为三个部分,带领读者从三条不同路径接近“义和团”。第一部分是作为事件的义和团,讲述者是历史学家;第二部分是作为经历的义和团,讲述者是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人;第三部分是作为神话的义和团,讲述者是神话制造者们。
 
柯文为我们讲述了三种不同的义和团历史。同一段历史,有了三种不同的面相,那么,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针对同一段史实,展现不同的记录与解释,《历史三调》的意义正在于印证“历史无真实可言”的结论。柯文还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让历史学家头痛的问题: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家讲述的历史可信吗?历史学家工作的意义是什么?你看,在这本书中,柯文挑战了作为历史学家的自己,甚至挑战了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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