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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刊物走向衰亡 主要是学生的流动性造成的

《新潮》《国民》和《国故》都是学生自办的杂志,同时也是要进入市场发售的刊物。经费来之不易,自然希望能“以刊养刊”,将杂志办得长久一点。
 
1919年1月13日,新潮社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启事”,除宣告第一期杂志已经印毕送至出版部,请师生速去购买,并为印刷延误表示抱歉外,特别声明:
 
现经社员公同商定,校中同人无论教职员同学,概不送阅,本志印刷经理事项,全由出板(版)部办理。社中应分之杂志原属无多,社员每人平均,仅得一二份,断不敢分送友人之用,兹特声明,诸希原谅。
 
 
但是对本校师生总还是要稍加优惠,“特照印费折合”,原来定价每册三角,全年一元二角,北大师生购买,每册只售二角,全年八角。《国民》和《国故》,定价也都是三角,不过《国故》声明“校内购买者按九折计算”。
 
论到广告,以《国民》最贵,每页11元,半页6元,四分之一页4元,而且没有声明例外情况。《新潮》广告定价是每页10元,半页6元,四分之一页3元,“常期登载者,酌定折扣”。《国故》则是每页广告8元。《新潮》和《国故》都有以下两点例外声明:
 
(一) 书籍杂志,与其他学术上之广告对折。(《新潮》加上“经本志认为有益者”字样)
 
(二) 其学术上之重要著作,本志愿尽介绍之义务者,不取广告费。(《国故》声明“须得多数社员同意”)
事实上,这三种杂志上的许多广告都是与其他刊物“交换”的,多半是学校或教育界刊物目录,或各种新书简介,不能指望广告带来太多的收入。
 
三种刊物的发行状况,《新潮》是最好的,“初版只印1000份,不到10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3000份,不到一个月又是三版了,三版又印了3000份。以后亚东书局拿去印成合订本又是3000份”。在校内《新潮》更是大受欢迎,一卷一号1月13日送到北大出版部,14日新潮社即发表启事,称“甫经出售,半日即罄,以致后来者未能购得,同人等殊为抱歉”。以后各期,按李小峰的说法,“虽然一直没有向学校会计课结算过,但多多少少有些利润是肯定的。因此在经济方面,可说是一帆风顺”。
 
这三种杂志都拟办成“月刊”,《国民》和《国故》都声明是“每月出版一册”,《新潮》略有不同,因为他们将撰述者和读者都定位为学生群体,所以计划是“每年两卷,每卷五册”,于每年的七、八月学校放暑假期间停刊。但是很快,五四运动起来了,三种刊物同时停掉,到了11月才复刊,《国故》续出了一期就寿终正寝,《国民》出到1921年51月二卷四号也无法继续,《新潮》到了1922年3月三卷二号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国内局势动荡,教育经费紧张,初创成员离校,新潮社变成了“一个一面积货一面负债的团体”。最后的结局就如鲁迅所说的: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和 七千部《点滴》。
 
 
这些刊物的消歇,确实与外部环境的恶化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学生的流动性造成学生刊物难于传承,对于每个学生而言,大学阶段只是生命中短暂的驻留,之后各自有各自的前途,而学生刊物从设计到运作、出版、发行,在这短短的两三年内,根本无法形成完整周密的制度。一旦继任者无法延续创始者的思路和工作方式,或是出现决策的失误,用人的不当,又没有校方和师长的支持,学生刊物很容易走向衰亡。学生刊物这种“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特性,正是由现代大学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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