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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国民》和《国故》都是学生自办的杂志，同时也是要进入市场发售的刊物。经费来之不易，自然希望能“以刊养刊”，将杂志办得长久一点。
1919年1月13日，新潮社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启事”，除宣告第一期杂志已经印毕送至出版部，请师生速去购买，并为印刷延误表示抱歉外，特别声明：
现经社员公同商定，校中同人无论教职员同学，概不送阅，本志印刷经理事项，全由出板（版）部办理。社中应分之杂志原属无多，社员每人平均，仅得一二份，断不敢分送友人之用，兹特声明，诸希原谅。
但是对本校师生总还是要稍加优惠，“特照印费折合”，原来定价每册三角，全年一元二角，北大师生购买，每册只售二角，全年八角。《国民》和《国故》，定价也都是三角，不过《国故》声明“校内购买者按九折计算”。
论到广告，以《国民》最贵，每页11元，半页6元，四分之一页4元，而且没有声明例外情况。《新潮》广告定价是每页10元，半页6元，四分之一页3元，“常期登载者，酌定折扣”。《国故》则是每页广告8元。《新潮》和《国故》都有以下两点例外声明：
（一） 书籍杂志，与其他学术上之广告对折。（《新潮》加上“经本志认为有益者”字样）
（二） 其学术上之重要著作，本志愿尽介绍之义务者，不取广告费。（《国故》声明“须得多数社员同意”）
事实上，这三种杂志上的许多广告都是与其他刊物“交换”的，多半是学校或教育界刊物目录，或各种新书简介，不能指望广告带来太多的收入。
三种刊物的发行状况，《新潮》是最好的，“初版只印1000份，不到10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3000份，不到一个月又是三版了，三版又印了3000份。以后亚东书局拿去印成合订本又是3000份”。在校内《新潮》更是大受欢迎，一卷一号1月13日送到北大出版部，14日新潮社即发表启事，称“甫经出售，半日即罄，以致后来者未能购得，同人等殊为抱歉”。以后各期，按李小峰的说法，“虽然一直没有向学校会计课结算过，但多多少少有些利润是肯定的。因此在经济方面，可说是一帆风顺”。
这三种杂志都拟办成“月刊”，《国民》和《国故》都声明是“每月出版一册”，《新潮》略有不同，因为他们将撰述者和读者都定位为学生群体，所以计划是“每年两卷，每卷五册”，于每年的七、八月学校放暑假期间停刊。但是很快，五四运动起来了，三种刊物同时停掉，到了11月才复刊，《国故》续出了一期就寿终正寝，《国民》出到1921年51月二卷四号也无法继续，《新潮》到了1922年3月三卷二号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国内局势动荡，教育经费紧张，初创成员离校，新潮社变成了“一个一面积货一面负债的团体”。最后的结局就如鲁迅所说的：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和 七千部《点滴》。
这些刊物的消歇，确实与外部环境的恶化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学生的流动性造成学生刊物难于传承，对于每个学生而言，大学阶段只是生命中短暂的驻留，之后各自有各自的前途，而学生刊物从设计到运作、出版、发行，在这短短的两三年内，根本无法形成完整周密的制度。一旦继任者无法延续创始者的思路和工作方式，或是出现决策的失误，用人的不当，又没有校方和师长的支持，学生刊物很容易走向衰亡。学生刊物这种“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特性，正是由现代大学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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