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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北大学生刊物,《新潮》的经费为何比《国民》《国故》充足得多

学生办刊,最首要的问题当然是经费。经费问题又分为二:一是开办时的启动费用,一是维持刊物的常规开支。三种刊物中,《新潮》存在的时间最长,《国民》次之,《国故》寿夭。这种分别与各自刊物的影响力和销量有关,北大校方的不同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刊物的命运。
 
《国民》杂志社成员较杂,而且办刊相对社会化,北大校方不许他们在校内挂牌,《国民》杂志社只好在离北京大学不远的北池子五十三号租了一大间房子(自1920年10月二卷三号开始搬到骑河楼妞妞房二号)。国民杂志社的启动资金主要从“会费”上想法子。规定入社社员缴纳“入社金”四元和“常年捐”一元(1919年11月修正的组织大纲改为二元),这样,学生救国会各地会员加上杂志社成员一共两百多人,合起来凑了1500多元。可是到了出刊前又出了问题。杂志社总务股主任鲁学淇挪用了经费五、六百元,结果,本来计划于1918年10月(一说8月)出版的一卷一号,不得不推迟到1919年1月出版。鲁学淇也被国民杂志社开除。
《国民》杂志
 
《国民》杂志1919年5月停刊,至11月复刊,经费又成了一个难题,也没有材料证明杂志社真的收到过“特别捐”和“社外捐助”。二卷一号出版于1919年11月1日,而二卷二号延至1920年6月1日方才出版,“本社启事”上虽然声明原因是“学潮关系及印刷事件”,但更可能是经费不足之故。“启事”末称:“兹印刷发行,均已改由泰东图书馆经理,以后当能按期出版”,之后《国民》上开始大量刊载泰东书局出版目录和广告。这也进一步表明当初的延期有经费问题的因素。
 
但这并未能挽救《国民》,二卷三号本原定1920年7月出版,结果又拖到了10月,杂志社的解释是“嗣因受学校暑假及政府变迁之影响”,已经很难有说服力了,《国民》撰稿人并非全是学生,政府变迁与出版刊物何干?二卷四号更为难产,直到1921年5月1日才姗姗面世,并且就此成为绝响。这里面有社员星散,主要负责人如许德珩、陈宝锷等出国,高尚德、邓中夏等参加社会工作的缘故,但依靠泰东书局投资,凡事仰人鼻息,应该也是后继者对将《国民》办下去缺乏兴趣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新潮》和《国故》都属于同人性学生刊物,不可能依靠会费或外界资助。“这时原发起的几个人差不多都是苦读书的穷学生,家庭负担学膳等费已很吃力,再要为办杂志向家庭伸手,是有困难的;即使束紧裤带,节省出一些钱来,拼拼凑凑,也凑不出许多。”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团体,出刊物、办活动,校方一般也不予资助。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相熟的老师作为特例向校方请求援助。
 
《国故》月刊通过刘师培、黄侃等人向蔡元培陈述,蔡元培答应“经费垫办”,开办费300元,“俟社中经费充裕再行偿还”,而维持下去的办法也无非是“经济由本社募捐”。
 
相比之下,《新潮》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新潮社找的是文科学长陈独秀,因为他“正提倡新文化”,居间说合作保的还有胡适。本来说好由学校出资,但是北大杂志团体方兴未艾,“一时出了几个,更有许多在酝酿中的”,校方不可能一一补助,但又不能过失公平,“于是乎评议会议决了一个议案,一律改为垫款前三期”,但是傅斯年等人写信给评议会,强调《新潮》销路很好,而且学校答应《新潮》出资在前,议案在后,最终评议会同意维持以前的方案,即“发行由北大出版部负责,印刷由该部附设的印刷局负责”,“银钱出入由学校会计课负完全责任,社的干事概不经手银钱”。李大钊还从图书馆的房子里拨出一间来作为新潮社的编辑部。而且《新潮》经费比起《国民》和《国故》来都充足和稳定得多。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当时北京大学文科主其事者,大部分是《新青年》的同人。《新潮》从人员组成到出刊宗旨,都与《新青年》最为接近。领导者也很受学校负责人的赏识。而胡适对《新潮》的创办“出力最大”,后来评议会维持对《新潮》资助的原案,胡适在其间也起了很大作用。正是依靠校方和师长的鼎力支持,《新潮》才能维持创办时“除北京大学的资助外,决不受私人一文钱的资助”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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