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学生办刊物，既有优势，也有局限。优势在于当时思想界的精英人物会集于北大，学生们天天亲炙受教，耳濡目染，领会老师们思想学问的精要，比起外面的人来方便不知多少倍！弟子办杂志，先生们的指导和支持自不必说，接受学生索稿、邀约、请托之外，不时还有捐款捐书的义举。更重要的是，先生们早前的努力已经在社会上养成了偌大的声名和固定的读者群，现在都可以成为这些学生刊物争取更多读者的无形资源。同时，北京大学这块“金字招牌”也可以加强刊物的号召力，使北大学生刊物一开始就能获得比一般杂志高得多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然而利弊相随，刊物的学生身份也会带来与众不同的压力。一方面，学生刊物必须摆脱雷同、附属于教师刊物的“影响的焦虑”，寻找明确的自我定位，以避免完全被“先生一代”所办的报刊覆盖的危险。另一方面，由于北京大学“众声喧哗”的思想氛围，各刊物在宣扬自己主张的同时，必须特别注重关注对象、话题界定、表达工具、刊物编排等操作层面上的事项，在校内师生中争夺读者和拥护者，进一步更有力地影响社会。

 

不过，《新潮》、《国民》和《国故》的宗旨不一，目的各异，所以各自采取的话语策略也大不相同。《国民》杂志试图淡化自己的学生刊物身份，以一种普及国民常识、提高国民思想的姿态面对公众，因此除了对当时几乎是普遍倾向的民族主义极力宣扬，从思想观点到表达形式，都照顾到受众的接受程度，呈现出一种调和新旧、执两用中的文化色彩。《新潮》秉承《新青年》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主张，激烈程度比《新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像《新青年》那样兼谈政治和社会的大趋势，而是更集中于像对旧家庭的分析批判和白话文学的创作实践这样的具体问题。《国故》原本只是埋头做学问，不愿被拖入新旧之争，但由于《新潮》对旧学问的猛烈批判，《国故》的编辑们不得不站出来为“国故”争一席之地，以一种低调的姿态加入到越来越热闹的思想文化论争中来。

 

从实行的效果看，三份刊物都很大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初衷，从而形成了北大学生刊物“鼎足而三”的局面，但是，刊物的编辑者也不得不为这种自我定位付出代价，尤其是在办刊过程中发生了浩大的“五四运动”，对刊物的冲击可想而知，要维持最初的理想因之就变得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