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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新历新年刚过去,旧历新年就来了,该怎么过?

打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宣布使用公历纪年,废除旧历法,中国人过了几千年的旧历年,就碰上了问题。

最先改革的是上海市政厅,它于1月25日宣布说,上海的人力车照,改用新历后,即以阳历每月一号开捐。这也就是说,阴历辛亥年十二月十四日,是1912年2月1日,开捐。那么,改用阳历之前,什么时候开捐?如果已经按阴历开捐,半个月后再度开捐,是否重复收费?新闻里没说。

当时主张沿用旧历的人士,一大论据是“孔子曰,用夏之时”,孔子都这么说了,因此当用“夏历”。但是历法一改,孔子也不能不跟着改。福建法制局通知全省,祭祀孔子的春秋两祭,改为阳历的二月、八月。孔子提前个把月收到香火,不知高不高兴?

新历颁布确实有些太急。刚过了一个月,就碰到了“年关”。年关在旧时,并不是鞭炮礼节而已,于民间而言,最关键是收债躲债,所谓“年关犹如鬼门关”。而一逃过年关,旧债可以再拖一年。改用新历,有些脑筋灵活的人马上就想到:咦,这不是等于说新年已经过去了嘛?哈哈,可以不还债了!民国好哇真是好!

别高兴太早,既然教科书上说了,中华民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怎么可能站在杨白劳一边呢?临时政府工商部通告“仍以二月十七日即旧历除夕作为结账之期”,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更是追加命令,“唯恐尚有刁狡之徒借口改历,希图抵抗情事”,“商民人等须知商店交易系营业性质,银钱来往亦系流通办法,凡欠各项帐款者,应仍照习惯以旧历年终一律归结,不得借口抵抗,如敢故违,一经告发,当即按律惩治,决不宽贷”。

这种新旧并存的原则,也反映到了南北议和之中。既然都同意共和了,袁世凯方面也没有在历法问题上多加留难(其实共和与阳历并没有逻辑关系),双方商定:“各官署改用阳历,仍附阴历,以便核对,民间习惯用阴历者,不强改。”阴阳合历就此成为中国历法的主流,除了个别激进时期取消了阴历外,一百年大抵如是。正如名记者黄远庸所言“新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旧历之新年,系社会的新年”。

1912的新年反正已经不知不觉过去了,可是2月18日,就是壬子旧历新年,怎么过,还是很伤脑筋。改历不仅仅是改个日子过年,还包含着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的成分在其中。赶着旧历年前,沪军都督府、上海民政总长分别发布告示,称“满清时代,民间于元宵之前,开场聚赌,毫无顾忌,大则倾家荡产,小则争攘斗殴,作风败俗,莫此为甚”,现在民国成立了,哪还能这么干?“且阴历业经改去,尤不便借口沿用作此腐败之事”,一句话,禁赌。“如有不法棍徒,借口新年,被拿抗拒,即行按照军律,从重治罪”。

难得的是,他们还说服了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租界一向禁赌,但在此之前,为了照顾中国新年,公共租界“弛赌禁”三日,法租界是两日。现在中国改换阳历,“界内一概不准摆设赌台”,“并加派探捕驱逐赌摊”——赌徒们,体会到什么叫跟国际接轨了吧?

除了禁赌,主要还是要求商民“毋得闭市”,夜间也不要燃放爆竹。不过,吊诡的是,最主张除旧布新、也是新历法命令最重要发布渠道的报界,今年偏依照旧例,旧历年间停刊五天。《申报》编辑也无可解嘲,只好说“未能尽免旧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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