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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医院方面敲定,5月13日给父亲挂号复查。所以订了5月12日下午6点45分的南航CZ3904,父亲与我从成都飞北京。
 
最近安检很严,盘算3点约了出租车出发该来得及?现在时间是2点25分,我从卧室往客厅走,想叫醒在沙发上午睡的父亲。
 
这时候整个房间摇晃起来,像梦魇一般,让人疑心是不是午觉的回光返照。可是幻觉不会持续那么久,桌上的器物已在滑动,摇晃,乒乒乓乓的声响。我光脚冲到客厅,父亲已然惊醒,我们俩在不停晃动的客厅里面面相觑。
 
“是地震吗?”“是吧?”“咋个办?”“去厕所。”小时候学的地震常识还没忘光。母亲躲进了另一个厕所。
 
父亲和我站在厕所里,顺便撒了泡尿。房子仍然在晃动,而且越来越厉害,眼神都快对不上焦了。听见外面客厅的花瓶倒地破碎的脆响。
 
“这样不是办法,出去罢。”父亲决然说。反正房子还没有塌,我们决定冲出去。
 
(父亲后来说,报上说震感持续近一分钟,那是胡说。地震是2点28分开始的,我们进厕所时,他就听见2点半的闹钟响了。)
 
一直跑到楼外面的小桥上,摇晃还没有停止。头被摇得好晕,耳朵嗡嗡地响。邻居们都跑出来了,花丛里树影中到处都是人。
 
等我换下拖鞋换上皮鞋(一双鞋的工夫?),摇晃总算停止了。
 
几个人站在桥上发怔。太颠覆对地震的直接与间接印象了。阳光明艳,一无征兆,狗不吠猫不跳,老鼠也没白天出窝乱跑,早几天的晚霞并不红得吓人,大风大雨更是无从谈起。咋就地震了呢?
 
发完怔,现实的问题来了:还能飞吗?父亲说,机场总是得去的,该走了。
 
于是冒着余震的危险,回屋拿东西,好在是二楼。东西早上就收拾得了,拎上箱就走。让母亲带张卡,揣点儿钱,拿本小说,到空旷地方呆着,我们一走,就剩她一个人了。
 
后来才知道,我家离震中53公里。
 
出租车如约等候。直上绕城高速,车少得惊人,倒是路旁站着许多人,一个个仰面望天。车过高速路收费站,城门大开,空无一人,便宜了的士佬,因为是一口价,20元过路费他就省啦。
 
到得机场,乌压压全是人。哦,候机厅已经关闭了。立刻听收音机,关键要弄清是哪里震。交通台开头也不清楚,只顾收集各地的反应。电话那必然是打不通,满世界都在拨手机,反而只有几张IC卡能够接通。
 
快四点的时候,终于弄清了,震源在汶川境内,离成都92公里,离温江55公里,也就是说,离我家不到80公里。
 
与此同时,机场宣布关闭至六点。国航宣布取消今天所有航班。
 
四点半,手机终于灵机一动地,收到了一个北京的短信。可是回也回不出去。
 
坐在广场上,时不时有晃动的感觉传来。
 
许多人围着保安,保安说候机楼不能进了,那些人说,他们正在办登机牌,就和空服一起逃了出来。行李、钱包、身份证、笔记本……都在里面呢。那也没办法,请明天再来领取。
 
五点半了,天色阴沉,有下雨的迹象。我们拖着行李来到机场商业区。几家平价超市还开着,可是店员神色都很不安,拿货、结帐都快快地,似乎很希望客人走光可以下班。
 
矿泉水、牛奶和饼干被买光了,一个男子开着奥迪送来了货。
 
旁边的小吃店,店堂内空无一人。椅子桌子被搬到了空地上。有人要点菜,服务员说,师傅不肯炒,您点碗面吧,我去下。
 
看样子是走不了啦。今天留在机场,还是回城?去问问。一家小些的酒店,关门。大些的,客满。
 
走回停机楼前,发现每个人都急急地,追着每一个穿制服的人,问何时开放,哪里改签,外面的局势如何等等。
 
跟任何地方都联系不上,母亲,祖父,姑姑,两位叔叔……只好猛听收音机。成都交通台的女主持,叫孙静。按照四川习惯,CALL IN的人都叫她孙老师。孙老师不错,一直保持着甜润和激情,帮人传话,搜集信息。印象最深的,是她在两通电话之间嘟囔:我真担心我家的狗……可能在这个时候,我这样想不太合适……可是没法子,我真是很担心他啊。
 
走吧。机场高速已经关闭,市内堵得一塌糊涂,就去双流中和场吧,我叔叔住在那里。
 
叔叔家临着南河,沿河全是茶坊。5月12日不是周末,但六点钟就满满当当的人,车也鳞次栉比。有人好容易拨通了手机,大声吼:
 
“是呀!是我!我在中和场避难!……”
 
这里的信号果然比机场要好。发给叔叔的短信很快有了回复,他要我和父亲去吃鱼。
 
叔叔说,他们报社在六楼,地震震裂了两间房的墙面。两个小姑娘吓哭了。开始有人想躲在桌子下面,总觉得不是事儿,还是冒险冲下楼。六楼,十二段摇晃的楼梯,每个人都好象逃离了一次生死。
 
网上有一张新华社四川分社办公室被震的图片。叔叔说,差不多是那样。
 
他本来要一个人去“顺成鱼店”吃鱼头,点了两斤。我们来了,加到五斤。
 
这里同样是店堂里空空如也,桌子却在马路边铺开了龙门阵,从马路牙子一直排到慢车道上。
 
面对鲜美的冷锅鱼,空气里似乎有了一点点末日狂欢的气氛。父亲毅然地点了两瓶啤酒,也不管火锅、啤酒饱含的嘌呤,是痛风的源头。
 
电话和短信也陆续地进来了。“挺好”、“没事”、“有惊无险”。
 
而成都很不体贴地又大晃了几下。众人发一声喊,呼啦一下涌到街心。鱼店的店员们不那么慌,依然端着一盘盘黄花、木耳、莴笋走进走出。
 
渐渐平复了,人们走回原位。但总觉得不那么保险,看看店家的招牌,钉得肯定不结实。于是纷纷招呼老板娘,将桌椅移到了慢车道上——反正这时谁还骑自行车上街?
 
这顿饭吃得不那么舒缓,但还是美味。
 
起身的时候,店堂里不知何时多了两个年轻男子,慢慢地对酌,吃喝。此时此刻,有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豪放?也不好说。
 
我们坐在江边喝茶,一抬头,便是叔叔六楼的露台。
 
很多人都带了毯子、枕头,显然准备露宿江边。后来我才知道,有400万成都市民,选择了不听从政府“非危旧房都可以返回家中正常休息”的劝告。
 
南河今天的水量似乎也特别大,在黑暗中静静淌流。
“可不可以自备一个弹射椅,紧急时把人从楼上可以弹到河里?”
 
“那要是弹歪了更惨。还不如设计一种类似安全气囊的东西,紧急时可以把人包起来,防砸防压。”
 
“这些都不切实际得很。不如在楼顶上准备一把大雨伞。”
 
“拿张大被单也行。”
 
说着说着就沉默了。一起听收音机,那里面也是翻来覆去播着重复的新闻。
 
渐渐地有人睡着了。可是收音机里气象局长说,下半夜起风,降雨。我们没有雨具。
 
叔叔要睡在车里,车停在广场上。我和父亲商量了一下,还是睡到六楼上去。
 
那里有电,父亲可以使用呼吸机。我的手机也需要充电。
 
我查看了六楼的两个厕所,敲墙,确定了哪一面是承重墙,设计了从床上到厕所的最佳路线。我甚至在厕所里摆了两个靠枕。
 
把半瓶矿泉水倒立在窗台上。“如果它倒了,我们就考虑躲进厕所里。”
 
窗外的路灯,和为了打麻将拉出户外的白炽灯泡,明晃晃照亮着小镇的夜。打开窗,哗哗的洗牌声就涌了进来。
 
无须担心睡得太熟,一有大一些的晃动,河边的麻友们齐声呼喝,自然就醒了。
 
躺在床上,总觉得身下一漾一漾在动,后来也分不清是地在动、人在动还是幻觉。
 
只好靠辨别矿泉水的水面来确认。
 
成都就这样一直在摇晃吗?它像个安睡的婴孩,被保姆狠命的一摇,吓得哭出了声。哭声渐渐止歇,但摇篮晃动不休。
 
第二天看报纸,当晚数百次余震中,5级有七次,6级有两次,回头想想,每一次我都醒来,看着水瓶的波动渐渐平息,又短暂地睡着。
 
尤其4点10分那次,外面的喊声格外响亮,父亲和我都醒了。真的降温了,我起来关了一扇窗,把充好电的手机取下来放在身边。
 
5点刚过,我被手机铃声吵醒了。一看,是叔叔。叔叔说,他刚接到一个短信,今晚还会有大的余震,要我们还是出去。
 
我跟父亲合计了一下,反正也快天亮了。穿好衣服下楼吧。
 
江边陆续空了,起风,下雨,撑不住的露宿者还是回到了房子里。麻友们也移到了屋檐下。
 
往桥那边走,不断有人迎面走来,手里提着帐篷、卧具、暖瓶、塑料袋。大概是觉得天快亮了,可以回家了。
 
我忍不住想:要是真的黎明时分来了大的余震,这些归巢的倦鸟又须出逃,岂不是很吊诡?
 
走过了五岔子桥,是一片空场,边缘零星有几个工棚。空场上一排排都是车,车灯时明时暗。有些车旁边扎着野营帐篷。
 
叔叔的车停在边上。他说,油箱里还有一半油,平时无所谓,这时候却觉得没着没落的。
 
中和场的加油站封闭。
 
开车来到了绕城高速羊西线的出口,那里的加油站排着20多辆车。这里是成都开往都江堰、汶川的必经之处。一位女加油工红着眼睛走过来说,他们都一宿没睡,连坐一下的工夫都没有。
 
电台电视台已经呼吁市民,要优先照顾救灾车辆。加油站的规定,则是非救灾车辆,每车只能加100元的油。
 
“有的加油站只能加50元。”
 
我去上厕所。有位女清洁工在用力地拖厕所的地面。我踮着满是雨和泥的脚走了进去。她也一宿没睡吗?救灾时地面需要这么干净吗?
 
还是要吧。至少可以让来的人精神振奋一下。
 
似乎就上了这么一次厕所的光景,天已大亮。
 
如果不是大地震,那天我本该和父亲站在宣武医院的门诊处排队、挂号。
 
现在却站在羊西线加油站口,看着绿油油的叶子在雨水里发亮。
 
 
之后的两三个月,这就是成都家中厕所的标配。
 
本文系对《企鹅问答》用户提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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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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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作品《野史记》,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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