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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以自己家乡高邮为背景的的小说占得比重非常大，这种以地域文化为依托创造的文学世界，从本质上说是非常接近民间文化的。汪曾祺的小说中使用了很多民间素材，如山歌、小曲，对民俗的描写也非常多，体现了一种文人气质的民间审美立场，不过这种民俗的书写不仅仅是停留在民风习俗的层面上，实际上它背后更指向了一种汪曾祺本人认可的生存哲学。
以大家都熟悉的《大淖记事》为例。
篇首第一段就说到，“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淖字。”后来他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里又单独提到了“大淖”名字的考证问题，可以说对于当地人来说，“大淖”是处于有音无字的状态，这是方言的一般属性，方言是民间文化的一部分，也就使《大淖记事》在一开始就具有了民间色彩。
这种民间色彩是充满活力的民间生活样式，作者在描述大淖时说到，
“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
“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缘。”
“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
“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
大淖里的人生活状态相对比较自由自在，以巧云为代表的女性也没有贞洁观念，崇尚性情的舒展。对于汪曾祺来说，性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人性的解放，在八十年代汪的小说中，性解放的书写对象还主要是劳动阶层（如《薛大娘》），到了九十年代，就开始涉笔市民（如《小孃孃》）、知识分子阶层（如《窥浴》）等上层阶级的情欲。在这一点上，汪曾祺在创作之初，利用《受戒》《大淖记事》建构出来的民间世界，成为了他健康人性的一种寄托。
文章首发于《悟空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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