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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

1903年,清廷筹建川汉铁路,朝廷没钱,故特许民间资本参与,川汉铁路全长三千余里,预计需银七千万两,半数向四川民间募集,说难听点就是摊派,从地主到佃户,四川当时五千万人口中,近半都成了川汉铁路股东。

但铁路修建因为工料、款项、人事、投资等诸般原因,迁延日久,从筹建到1911年,八年间修了不到20公里。邮传大臣盛宣怀遂于是年提出将铁路股权收回为国有政策,举洋债修完。此虽系务实从权之议,却有巨大漏洞:没有考虑川人先期投入的成本。因此,国有方案一经颁行,川人鼎沸,号召保卫路权与路款。

保路运动导火索,盛宣怀签名的铁路债券

 

 『 祸起 

 

清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公元1911年9月7日。上午八点钟,铃声哗啷当摇过,川汉铁路股东会又将召开了。

不料代表股东罗纶登台报告:“现在有个好消息,督署派了一位军官来说,顷接阁部电报,持督部堂名帖请我们即到督署去商量办法。赓即回来报告情形,希望大家不要散会。”大家都说好,于是几名股东代表离席而去。

刚吃过的早饭还没消化,大家乐得喝茶,吐痰,冲壳子。一位川汉铁路公司职员溜了进来,对着几位相熟的股东低声说:会场门口都是军队,进来出去都不准,可能要搞事。

搞事?啥子事?赵尔丰那个老杂皮,未必敢把哥子们抓起来?

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

但是代表们久出不归,会场里交头接弄的议论声嗡嗡地多了起来。洪雅县有个代表叫王小舟,表示他愿意打电话去四川总督府问问情况。

王小舟打完电话回来,说:叫通了督署,要给刚才去的几位代表讲话,对方说请不来,又说随便请一位官长来。他们请了周善培周臬台来,我跟他是熟人,就问几位代表哪时候回来,满会场都在等他们报告。周臬台说,代表们正在谈话,一时回不来,请代表股东们多等一下子。

这一等,就等到了下午。七月天,热得很,会场内又没有吃的,茶水倒有,越喝越饿。代表们饥热交迫,忍耐不得。有些人就想先走,哪知一出门就被人堵了回来。一位军官上台报告:“今天外面突发生暴动捣乱情事,已宣布戒严,街上交通断绝,这个时候出去很危险,请代表们解严后再出去。”

代表们大哗。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兵根本不跟你说理,他只负责扛把枪守住门口。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沸反盈天。当然也有人想再打电话去问督署,这番却打不通了。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饿了一天的代表们连吵架的力气都没了。有人拿出钱,要看守的士兵帮忙出去买几块锅盔牛肉点下心,回答是:你们搞罢市,通街店铺都关门了,而且全城戒严,哪里还有啥子锅盔卖?

终于可以走了。封堵会场的军队荷枪而退,走出公司大门,街上站岗的军警也撤走了。但是街上没有行人,只有若有似无的月色隐现。代表们搭帮结伙地回宿处,听得更鼓已经敲了三更。

先人板板,累死球了。赶快回去烫个脚睡你妈的,有事情明天再说。

他们不知道,已经出大事了。

 

『 死事 

 

去督署的代表一共是九人,七人是总督指名(一人请病假),三人是自愿旁听。包括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股东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蜀报》主笔邓孝可。

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罗纶

听说,刚走出川汉铁路公司的大门,带队持帖来请人的军官就翻了脸,将九个人分别管押,像提拿犯人一样往督署送。这帮兵弁作威作福惯了,想来这有违赵尔丰设计密拿的本意。

从公司到督署,要经过暑袜街、东大街、走马街。这几个人谁不认识?尤其是保路同志会各街道分会的同志,一见此状,马上就反应过来:赵尔丰要动手了!

传言像热风一样在蓉城的街道上疯跑。尘埃与口水不断加入,传言又像气球一样膨胀。罢市中的成都本来就郁积着躁动不安的空气,传言更像一颗火星溅进了将沸的油锅。

当王小舟致电督署问讯时,传言已经变成了:九位代表被当街拿捕,赵尔丰亲自审讯,危言恫吓,诬指造反,罗纶盛气抗辩,立被枪杀,余人皆锤镣丢监。

成都沸腾了。先是附近几条街的民众,捧着光绪皇帝的灵牌,拥往督院衙门请愿。更远处的民众听说,也捧着灵牌往督署赶奔。短短时间都凑合了千把人,把总府街堵得水泄不通,一堆一堆往督院辕门里挤。

自有保路运动以来,这是成都第一次完全自发的民众聚集:主要领导人都被抓了,各地代表又被困在会场里,谁来策动?谁来领导?人人都是热血冲动,只想着请愿救人。

卫兵根本挡不住那么多人,督院辕门都差点被挤垮!这些人拥进督院前的院坝,高声喊叫:

先皇帝准许四川人自办铁路,为什么要把争路的人捉去?

先皇帝有灵,保佑放出九个代表啊!

制台马上放人哪!

就有人跪地叩头,痛哭流涕,把光绪皇帝的牌位顿在地上,嘡嘡响。

“人众拼着气力向前涌,一面挥着先皇牌位,一面齐声大喊:‘把蒲先生、罗先生放出来!……把蒲先生、罗先生放出来!……’”(李劼人《大波》)

一片哭喊声中,突然几声枪响,子弹飞向空中。

民众的哭声骤停了一下,但马上又响成了一片。龟儿子,那么多人,老子信你娃敢开枪?

真的开枪了,据说是营务处总办田徵葵下的命令。子弹不长眼睛,这下子搞到事了哇?院坝内秩序大乱,中弹死的倒卧遍地,受伤的则匍匐着往外爬,还没有尝到花生米滋味的赶快往辕门涌,先皇的牌位到处乱抛,有些还被子弹打成了几片。

事后掩埋登记,入册的三十二人,多是有家属认领及慈善总会出掩埋费的,未登记入册的据说有三百余人。死者有机匠、小菜贩、裁缝、放马、学徒和管戏班子行头的、装水烟的、开诊所的以及街正等。

民众四散。辕门内又冲出马队,追赶射击路人。正在此时,更远处的居民与城外农民闻听捕人,裹着白巾顶着牌位来请愿,正碰上马队开枪,当场又死了数十人。

成都血案中被赵尔丰镇压、杀害的民众

赵尔丰下令关闭成都各城门。这时蒲、罗等人被捕的消息已送往周边各州县,同志会员正在大举赶来,至则不得入,便屯聚在城门外。巴蜀首府,登时成了一座围困中的孤城。

这是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的事。

五日后,赵尔丰声称搜出一张“十路统领”的名单,还有几颗木刻的统领印,同时,督署计议在成都四门各用一百桶洋油放火,同时在督署举火,趁势烧死九代表,谋反之事即成坐实。清兵还将铁路公司与铁道学堂股东招待所一并查封。

 

『 罢市 

 

罢市、罢课、罢工这些名堂,从前中国也有,但大抵是个别诉求,非关国运。庚子之后举国狂学西方宪政,才发现有这样几种手段有大效用。1905年日俄战争中,彼得堡工人大罢工,东京日比谷公园集会,居然影响到两国的战争决策,而拒俄运动、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也让人认识到中国民众集体的力量。

不过全城“三罢”,在四川肯定是头一遭。尤其是罢市,毕竟大部分手工业者小商贩是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如果罢市通告发出影响不大,或因为生活压力不能久罢,或因军警胁迫不能贯彻,做不到全城关门,就会变成全天下的笑柄。

“列位!盛宣怀奏准钦派川人所公请撤换的李稷勋为宜昌总理,系为执行他的丧权辱国之借债合同!盛宣怀是一个卖国媚外的汉奸,李稷勋是一个卖省求荣的败类,应该约集全省同志一致起来反对,先从省城做个典型。要求全城各界同志实行罢市、罢课,来抵抗邮传部违法丧权的专横政策。大家如赞同这个方式,请从今天实行!”

主席罗纶的话音未落,全场的狂呼声、鼓掌声已经响成一片。几百人高呼:“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

会一散,立即按照昨晚商定的部署,同志一齐往办事处领取传单,然后分成两队,直奔商业场。

商业场是成都商业的中心区,这里如能全面罢市,则全城关门可望实现。分成两队的用意,是第一队先进去挨户发传单,只简单地说“请即关门赞助”。第二队再跟进,发现有怀疑观望者,再加说明劝导,务使每户关门。

上午十点,第一队人马进人商业场后门。

进程意外的顺利。从第一户开始,商铺户主才看完,立即去搬铺板关铺门。散传单的走到哪里,铺门就关到哪里,渐渐第一队的话都不必说,只要将传单递过去,第二队更是无所事事。偌大的商业场,便只听见脚步声和铺板声,混在一起根本分不出先后。

于是领头者当即将两队分成若干小队,加快进度。说来吓人,成都府大街小巷,上千上万家店铺,几乎都没有二话,有些店铺只有小孩看门,搬不动铺板,宣传队就帮他搬一搬。才大半天工夫,成都的时钟就停了。

当时的宣传队成员石体元回忆说:“成都本是一个肩摩踵接、繁荣热闹的大都市,至此立刻变成静悄悄冷清的现象。百业停闭,交易全无。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绸的机声,打金街手饰店的钉锤声,向来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看不见了。还有些棚户摊子,都把东西拣起来了。东大街的夜市也没人去赶了。”

各大街的中心都搭起了临时牌楼,高及屋檐,宽与街齐,上设香案,中间立“德宗景皇帝”(就是光绪)的牌位。两边的对联是从光绪的上谕中摘出来的:铁路准归商办,庶政公诸舆论。保路同志会街道分会天天在此开会,痛骂盛宣怀、端方、李稷勋等官员。

最狼狈的是各级官员,他们上下衙门,原本就是张伞喝道皂隶净街,现在见了光绪的牌位,格于规制,只好下来叩头行礼,步行通过,再行上轿。可是每条街都有牌楼,这……这也太不便了吧?那末,绕行小街?可是这些刁民发现了,再小的巷巷他们也扎个牌楼……很多官爷最后不得不撤轿,跟班拿着衣包,微服步行偷偷溜过去。

罢市从七月初一开始,半个月不见停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内外交迫之下,赵尔丰才搞出了七月十五捕人开枪的大动作。

 

 独立 

 

同志军搞七月围城,成都变了孤城一座。沿途交通被截断,各县向首府的解款全停。这时出现了所谓“水电报”。

一般记载,“水电报”由同盟会员龙鸣剑于城南农事试验场发明,他们将几百片涂了桐油的木片投入锦江,顺水漂向川南各地。木片上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

“水电报”仿制品

这里要插一句,为什么木片只往川南传递?因为川南素来是四川的乱源。辛亥之前,同盟会依照孙中山“夺取长江上游”的方针,在四川发动五次武装起义,除第四次在川北广安举事,另外四次全在川南发生。连清廷组建新军,也规定只招川北人,不招川南人。

据犍为人宁芷村说,他当时正好搭船从嘉定(乐山)回犍为,沿江看见许多木片,捞起来看,上面有不同的写法,大都是报告消息,主张抗粮抗捐,组织同志军,坚持力争等等。而且他看见很多人在岸边守候“水电报”,这时只不过成都闭城后的第三天。 

七月廿八日(9月20日),传来消息,朝廷命岑春煊来川“助理剿抚”,而且朝廷对川汉铁路的意见也很不统一。盛宣怀仍是秉持此前不准邮电互通保路消息的政策,认为隔绝舆论,有助于平息风潮。不过邮传部管不着报馆,他求助朝廷,希望民政部能出面,“严禁各报登路事”。然而民政部大臣桂春持反对意见,认为只要保证报纸报道“不得故作危词”、“不得附和乱党语气”,亦不必“过分束缚”。

这一来明显看出,朝廷也在剿抚之间因循,而且“抚”的意见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又过两天,岑春煊《告蜀中父老子弟书》的电文也传到了四川。这位前任四川总督很动感情地呼吁父老平息事态,并担保“春煊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

奉命来川“助理剿抚”的岑春煊

而且他还向外界表示,平息四川乱事,有三条对策:一、发还商股;二、释放蒲殿俊等;三、请朝廷下诏罪己以收人心。

这些对策完全与赵尔丰的举措相反,赵当然深感不安,作为因应,他一面致电朝廷,力阻岑春煊来川,并有“岑不来犹可若,岑前来恐终无宁日”之语,另一面,也向川内表示和解的意向。

9月23日,同志军自动解成都之围,四乡的米炭蔬菜得以进城,成都人的便溺垃圾也可以运出去,这座古城忍受了一个月的罢市,半个月的围困,终于恢复了生活的正常。

武昌起义爆发,赵尔丰再也打不起精神来“平乱”了。眼瞅着全川有数十州县已经声称独立,川边平藏的部队被同志军挡着回不了省城,重庆听说革命党活动频繁,还有那个端方端老四,待在资州,似乎随时来取己而代之,赵尔丰无复往日威风,也默许手下跟谘议局那帮立宪派你来我往地商量,尤其是听得传言说“宣统爷从北京跑了”,吓得赵总督一身冷汗:大清朝……怕是要完。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磨来磨去,总督衙门提出了一个“官定独立条件”,主要强调“不排满人”“安置旗民生计”“不论本省人与外省人视同一样”“不准有仇官言动”,这些是赵尔丰为自己与下属、旗人提出来的条件,其余如保护外国人、保护商界、不准仇杀抢劫、维持藏边防务,倒是跟绅方提出的独立条件一致。

条件谈定,11月26日上午,赵尔丰将关防大印移交给新成立的军政府。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赵尔丰发表《宣布四川自治文》,蒲殿俊发布《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独立书》。

四川人从保路到反清的斗争,到此有了一个转折点,但“天下未乱蜀先乱”,巴蜀的乱局,这才刚开了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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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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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作品《野史记》,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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