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夜：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一百多年前的焦虑

文｜江河

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问了个问题：今天的万里长城，是什么时候的东西？果然，答秦始皇的最多。而梁启超提供的答案，正可以见出《中国历史研究法》讲授的必要：

“今之万里长城为何时物？其人必不假思索，立答曰秦始皇时。殊不知此答案最少有一大部分误谬或竟全部误谬也。秦始皇以前，有燕之长城、赵之长城、齐之长城；秦始皇以后，有北魏之长城、北齐之长城、明之长城；具见各史。其他各时代小小增筑尚多。试一一按其道里细校之，将见秦时城线，所占乃仅一小部分，安能举全城以傅诸秦？”

或许我们现在看这个答案没那么惊艳了。但在1921年，这样的回答对于只熟读《鉴略》《史纲》的学子们依然是醍醐灌顶，这样反典型论的历史思考和动态的历史视野可以把一条线索不断地延长，做不断地追问。

拿作为防御机制的长城来说，在古代，我们处理的是长城内外的华夷之辨，而到了近代，它的作用失效了，因为主要矛盾转向了中西之争。“近代”是一个以政治为划分标准的时间标识，所以长城这个历史符号，包含着地理与时间的双重意义。

时间意识也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的时间是“世界的时间”，这是相对于我们天朝上国时期来说的，那时候，中国的时间是“世界的时间”。“时间”代表着权力结构的转变，是主动与受动，主体间主导权的博弈。

过渡时期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的新旧交叠，西方时间还是中国时间，这一组概念在现代文学中常常撑起不同的心理空间。比如张爱玲在《倾城之恋》的篇首写到，“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宅子外面十里洋场各路人马拼杀时间，宅子里面的时间静止如同在老中国里。两套不同的时间系统同时共存，被划分了的地理边界的背后是价值、观念的分野，把握住“时间”便能了解过渡时代人们的生存样态，“时间”是我们认识近代社会的钥匙。

近代社会思潮与“时间”概念息息相关，比如在民国长时期受到热捧的进化论思想，进化论对先人们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学术思想的笼罩，事实上更多还是体现在救国的一面，也就是治世者们基于国家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产生的追赶上“世界的时间”的文化心理，隐藏着一种时间的焦虑感。

最后，让我们回到《中国历史研究法》，回到梁启超……我必须要表达一下我读这本书时的兴奋。现代学术规范注重严谨周全，但在表述上就容易趋于不温不火，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二者似乎只能相伴相生，想跳出这个圈子说“自己的话”，也是需要翻越的山丘。在这种治学氛围下，看到梁任公行云流水的文风，确实让我感到又活了过来，元气淋漓，也是民国最有生气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