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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理想主义变得艰难?

《无问西东》是2018年的第一部“话题电影”。这部拍摄于2012年,本来是给清华大学百年献礼的电影,意外地没有在当年上映,却在6年后登陆影院,搅动了一池春水。

《无问西东》的豆瓣评分7.7分,总票房7.5亿,在当前的电影市场中,已经属于“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不过,影片的口碑也很两极化。或者说,《无问西东》的“成功”,原因很吊诡,一方面,它因为突破了献礼片的固有模式而大受好评;另一方面,它又是附丽于清华历史,却浅尝辄止而招致诟病。

包括对影片的挪用也让人哭笑不得。听说在许多城市,各中学会包场看这部影片,而放映结束之后,老师会站上前台,简要讲述清华大学历史,鼓励观影心情尚未平复的学子们“努力拼搏,争取考上清华”——如此,又与当下教育领域的“北大清华迷恋”发生了勾连。

如果将《无问西东》与2017年末的话题之作《芳华》放在一起比较,更是意味深长:《芳华》表达的是“一个好人的厄运”,象征着理想主义的彻底失效,满篇却洋溢着对往日秩序的缅怀与缝补;而《无问西东》特别凸显理想主义的可贵,却无意中书写了教育精英化的终结。

观影之前,我确实没想到,一部校庆献礼片,居然用“你的珍贵”这样一种个人主义的叙事打底。在影片的最后,清华毕业的广告人张果果念了一大段独白,可以视为本片的“中心思想”:

如果提前了解了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道你们是否还有勇气前来,看见的和听到的,经常会令你们沮丧,世俗是这样强大,强大到生不出改变它们的念头来。可是如果有机会提前了解了你们的人生,知道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不知你们是否还会在意那些世俗希望你们在意的事情,比如占有多少才更荣耀,拥有什么,才能被爱。

等你们长大,你们因绿芽冒出土地而喜悦,会对初升的朝阳欢呼跳跃,也会给别人善意和温暖,但是却会在赞美别的生命的同时,常常甚至永远地忘了自己的珍贵。

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这段独白被不少影评称为“鸡汤”,它是用一种“写给未来的孩子”的口吻,在讲述像张果果这样的几乎失掉初心者,对自己与社会、命运关系的反思。然而,用这段话去印证影片讲述的四个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清华大学乃至中国高等精英教育的百年运命,真的若合符节吗?

《无问西东》有意思的地方正在于:虽然通片的基调是“你的珍贵”,但四个故事里,前三个故事讲的都是“献身”,吴岭澜在泰戈尔演讲的感召下放弃了“实学”,转修文学;沈光耀在飞虎队召唤与小朋友死于日机轰炸的刺激下,毅然从军当了飞行员,战死长空;陈鹏同时献身于大漠深处的两弹事业,还有对死里逃生的王敏佳的呵护。这三种“献身”,无一不合于“道”而悖于“利害”。从个人功利考虑,吴岭澜继续学实学,沈光耀继续当优等生,陈鹏与已被钉在反动分子绞架上的王敏佳划清界限,才是趋利避害的明智之举。

然而,上述三位都背离了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选择,而是为心中的信仰奉献了一生。除了共同的对国家的热爱与忠诚之外,吴岭澜追寻的是“智”,沈光耀崇信的是“义”,而陈鹏坚守的是“爱”。就连王敏佳,当她发出那封给许师母的谴责信时,她心中充满的是对老师的尊敬与不平。而懦弱到不敢维护王敏佳的李想,最终也为救护同事葬身边陲。每个人都有所必为,有所不为,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这就是理想主义的光辉。正因为“你的珍贵”,所以反功利的献身才光芒四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在严酷的大时代仍有选择,而他们都选择一条荆棘之路。或许别人没有这样的勇气,但无人敢说吴岭澜、沈光耀与陈鹏的选择是错的。

而到了时代最晚、却是一开片就出现的当下社会,没有了铁血的生死,没有了严苛的迫害,但社会呈现出的价值取向却是一片模糊。张果果不能说是个坏人,但他充满心机地掉单,顺便跳槽,面对前上司竞争者索要前上司把柄的要求,犹豫不决,愿意出钱救助四胞胎,又生怕被他们一家缠上……虽然影片让张果果因为自己的误解而心生感悟,也拒绝了前上司竞争者的要求。但坐着观影的我们内心深知,这谈不上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反过来,如果四胞胎一家真的打算贪得无厌地赖上张果果呢?假如那位竞争者跟张果果的关系再好一点,谈判技巧再高一点儿呢?要成为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其实并不难。

与其赞叹《无问西东》会让观众感动于理想主义的光辉,还不如说,这部影片会推动有些观影者去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理想主义变得艰难?

在我看来,前三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他们的选择,虽然勇敢而无私,但并不像张果果那样艰难。吴岭澜放弃实学,他的面前站着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还有梁启超、徐志摩、林徽因、梅贻琦。1920年代,中国的精英阶层远未解体,他们为社会改良承担的责任与使命无人质疑;沈光耀参加空军,虽然母亲泪流成河,却是当时绝对的政治正确;陈鹏没有丧失从山村孤儿时就养成的感恩与热爱,他做出的选择,至少让他在道德层面完满。只有张果果,在各种比前辈们的选择远为细小,却因为细小远难评判好坏的选择面前,总是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之中。

考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百年前的“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学生总共不过500余人(清华当时作为留美预备学堂,人数更少),专任教师更是不超过100人。而到2014年,北大的在校学生数是普通本科学生14465人、硕士生10031人、博士生5088人,而教师超过2000人。

即使从体量上,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北大、清华的学生,人数与占人口比例均大大提高。这还没有计算国民识字率的提高,大学生整体数量的暴增,以及“学生开议会”的特殊政治形势一去不复返。总之,影片前三段的清华大学学生,与最后一段的张果果比较,身份、地位、使命感都有着极大的差异。他们要串成一个完整的百年故事,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影片没有来得及,或无力讲述的,正是几代清华学子命运流离之后的教育史、社会史的转型巨变。有评论称,清华大学有“梅贻琦传统”,有“蒋南翔传统”(对应清华百年校庆时的“情怀党”与“工业党”之争,可参见《话题2012》),而《无问西东》重在前者忽略后者,其实第三段陈鹏的远赴边疆从事核试验,可以算作共和国时代的清华传统。至于第四段的张果果,则难于命名,很难说他的行为与反思,能顺接何种传统。前面引述的那段独白,歌颂“自己的珍贵”,倒更像是无所凭依中的孤独励志之语。

其实,自清华学堂创设以来,其传统与北大相比,往往注目于“众数”而非“个人”。比如百年前的北京学生运动中,僻处西郊的清华大学无疑是后起者,但清华学生闻一多在家信中骄傲地宣称:“大学(指北京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后来清华从外交部改属教育部,北大毕业生罗家伦来当校长,却被清华学生起哄赶走;到了梅贻琦校长,才真正建立了“教授治校”的体制,以致于北大毕业的冯友兰感慨说,“教授治校”本是蔡元培提出来的,但在清华得到了比较具体的实现。

因此,如果细论清华大学的百年肌理,吴岭澜的学术转向,或者可以对应国学门的建设与光大,沈光耀的执意从军,或许应和西南联大精英师生的“走向民间”——抗战时期大学内迁,是中国教育史发展的重要节点,东部学术资源被迫向西部流动,改写了中国的教育版图。如1938年2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三千余里,自长沙至昆明,创造了近代教育史的一个奇迹(参见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中国高等教育在苦难中完成了自上而下的社会介入,同时也让它的产物获得了自足的社会担当。相反,抗战之前之后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苦况,倒与目下年年都是“最难毕业季”相仿佛。

换言之,《无问西东》选取的前三个时段,都是近代史上大学生最精英化、承担社会责任最顺理成章的时代,因而理想主义也变得同样的顺理成章。它没有去拍1922年清华毕业生、沈从文的姐夫田真逸在北京找不到工作被迫回乡;它没有去拍1946年西南联大肄业生汪曾祺在上海找不到工作,被逼得想要自杀;它也没有拍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的文科被活活剥离。从王国维梁启超的清华,到梅贻琦朱自清的清华,再到蒋南翔邓稼先的清华,似乎这所百年名校没有任何的面目改易,则这样一段流畅而光辉的叙事,又何足为后人法呢?

反而张果果的故事,一个平凡清华毕业生的人生,吞吞吐吐地道出了理想主义的艰难与泯灭。张果果有良知,亦不乏热血,但他没有前辈们的时势,也就没有办法沐浴理想主义的光辉。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平庸的时代。平是平均,庸就是常,不变。它不对任何个人提出非分的道德要求。反过来,要维持这架时代机器的正常运转,需要每个人各安其分。每个人的作用与价值,因为社会的均质化而变成等价。像张果果这样一位清华毕业生,他在这家广告公司,与在那家广告公司,有什么不同呢?他帮助这一家人,与帮助那一家人,又有什么差异呢?一切都是随机的,一个人从出生、受教育、成人、工作,到结婚、生育、娱乐、死亡,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个的模块,看你能获得哪种质量的模块而已。随着医学资源的体制化与平均化,连人的寿命都变得既随机又可测。那么,这个人或那个人,自己或他人,有多大的区别呢?没了张果果,他的位置自然有人占据,他的事业自然有人经营,连他的善心,也自然有人布施。在一个平庸的时代,每个人都面目模糊。

因此,在平庸时代坚持理想主义,格外艰难。道器之分,义利之辩,爱憎之别,仍然是存在的。但个人已经没有办法确认自己的独特价值。说白了,同样是清华的毕业生,吴岭澜沈光耀陈鹏都是精英,社会对他们有要求,他们对自我有要求,而张果果,只是清华牌教育流水生产线上的一个产品,是商业社会的一颗螺丝钉。没有人要求他道德升华,他自己也不作此想。母亲抱怨人心不古,肉馅里肥肉太多,张果果只能带父母出去吃饭了事。一个商业社会,貌似用钱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购买优质产品、良好服务乃至道德满足(捐款成为常态,消费也是投票),然而钱也可以帮人规避理想主义的两难选择,因为我们有一个庞大到莫可名状的体制帮我们卸责。你不能指望一件产品、一颗螺丝钉改变整架机器对吧?产品的努力是争取摆在货架上端,螺丝钉的命途是能否旋在更恒温恒湿的地方。

我无意否定普通人在这个时代的奋斗与追求,但不得不略带悲哀地指出,社会的精密分工与均质生产,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与通用性的同时,也让一个人永远没有办法认清自己的价值。因此我们无法树立宏大的目标,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小确幸”,不利的时候就是“丧文化”,还能谈什么理想主义的坚守?所谓“年轻人崇尚佛系”的说法,难道真是因为年轻人摁熄身上的理想主义火焰?难道不是这个平庸时代对每个个体的结构性压迫,让人“看见的和听到的,经常会令你们沮丧,世俗是这样强大,强大到生不出改变它们的念头来”?这是一件让人难受的事,但的的确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也不是《无问西东》呼吁的“自己的珍贵”可以解决。

本文来自《长江文艺》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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