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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之死:自杀的自我阐释

以此纪念梁济逝世100周年
 
1918年11月10日清晨,梁济自沉于北京城北的净业湖(积水潭)。这只是《京话日报》核心集团群体自杀中的一起。之前,5月2日,梁济的儿女亲家、《京话日报》创始人彭翼仲在烟台附近海面投海未遂,为旁人所救;其后,11月29日,《京话日报》现任主笔吴梓箴效法梁济,于同一地点投湖。
 
 
自清末以来,“自杀”成为知识分子表达自身诉求、希冀激励社会的一种极端形式,如1905年,就有陈天华、潘英伯、惠兴等人因忧国忧民自尽。这些志士的主张,均在死后由报章披露,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同情。
 
《京话日报》同人的自杀,亦属于这种类型。不同的是,自杀者本身即是报人,因此主张的披露更为迅捷、完整,同人的评说更为贴切、全面,自杀者及其同情者也由此拥有了更大的自我阐释空间。
 
《京话日报》同人的共同特点是:位不甚高,名不甚显,功名大抵只到举人,官职不过通判、中书,又在北京生活多年,与中下层社会的联系相当紧密。《京话日报》在1905~1906年的全盛时期,几乎就是北京中下层社会的公共舆论平台,各阶层来稿充满版面,报馆同人如彭翼仲、杭辛斋、梁济,通过提倡阅报处、贴报栏、讲报所、戏曲改良等底层启蒙形式,推动各类民众运动,如抵制英国招收华工、抵制美货、国民捐、戏曲改良,一经《京话日报》发起,京城民众莫不翕然风从,并波及整个北方地区,造成巨大影响。
 
但1913年复刊的《京话日报》,已经非复旧观,沦为诸多“小报”中的一种。因此,梁济等人的自杀,以及他对自杀行为的发布与阐释,不仅仅是个人伦理层面的追求完满,而且带有宣扬《京话日报》的启蒙理念、突破“守旧”的文化形象等含义。
 
《京话日报》自杀的三人中,以梁济自沉影响较大。究其因,除了其子梁漱溟(北大教员)与知识界的密切关系之外,梁济的自杀准备充分,遗留资料丰富,是此事传播广、震动大的主因。
 
梁济不但针对各种对象(政府首脑、家人、亲戚、朋友、世人等)撰写了不同内容的遗书,还详细安排了自己死后的诸多细节。遗书的发表,果然完全依照梁济的设计。11月11日,《京话日报》“本京新闻”刊出短讯《梁巨川愤时自尽》:“志士梁巨川先生,因时局日非,竟以身殉,至自尽详情,容再续报。”第一时间传递了梁济自尽是“身殉时局”的信息。自12日起,《京话日报》辟出大量篇幅,逐日刊载《梁巨川先生遗书》,并在题目下标明“事关名教务求同业转载以广流传”。后来梁家发送讣告时,更是将报纸上刊载的遗书“分别影印排印成册,随讣致送”。这些举措,对于北京详细了解梁济自沉的前因后果,作用极大。梁济本来只是一个“名不甚显”的前清官吏,连报纸论说都少有发表,生前主要致力于编唱改良新戏,经过《京话日报》的传扬,连上海大报如《申报》也将梁济自杀一事作为京中一大新闻进行报道:“都人士闻其事者莫不哀感生敬,请太傅陈公宝琛以闻于皇室,赐谕矜悼,予谥贞端”,而新、旧两派知识分子都对此事给予相当的关注。
 
《京话日报》率先发表的是梁济致彭翼仲信:“兹有事相托,请阁下向报馆宣布,第一句云梁某遗言,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第二句即紧接决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开首用此数句,以下则依次发表矣。”梁济洋洋数万言的遗书,其总纲便是这两句话。
 
梁济等人为什么如此在意世人对其自沉意义的理解与评价?不能不考虑到他们的启蒙理想与其时启蒙处境之间的距离。
 
《京话日报》针对的主要是北京中下层社会,所依恃的思想资源,主要是立宪派如梁启超、张謇等人的见解,因此在清末盛极一时。但入民国后,在君主立宪已不可以实现、共和现状又无法让人认同的背景下,《京话日报》可用于启蒙的思想资源已然枯竭。因此后期《京话日报》讨论政治问题,多半只能采取讥刺或反讽的笔调,重批判而少创设,自然难乎在社会上产生政治影响力。
 
还应该注意到,清末北京启蒙运动中,由于满清贵族在文化上处于劣势,加上“京话”对旗人的亲和力,《京话日报》“开民智”的方式反而更容易对京师上层社会产生影响,这是《京话日报》在清末独树一帜的政治资源。随着民国的建立,旗人地位一落千丈,《京话日报》的这一启蒙优势也便不复存在。
 
丧失了思想资源、政治资源,《京话日报》启蒙的合法性也就产生了动摇。《京话日报》同人开不出可以救国救民的“药方”,只能在吁请救济、介绍慈善上做文章,仍然是底层启蒙的路子,但似乎并非治本之法。在民国这样一个以法律威权、政治威权替代道德威权的社会,如何能教育出梁济所谓“良好之人民”?而以《京话日报》同人的地位与影响,很难获得上层文化话语权,从而将一己之主张贯彻、奏效于全社会,这是梁济等人忧心之所在,也是《京话日报》的底层启蒙之途备受压抑的原因。
 
梁济等人宣扬道德理想的潜在对手,除了“不守信义”的政府当局,力倡新思潮新文化的《新青年》也是重要的目标,对此陈独秀略带委屈地表示“把鄙人放在大骂之列,不知道梁先生的眼中,主张革新的人,是一种什么浅薄小儿!实在是遗憾千万?”《新青年》提及此事,并没有像梁济猜想的那样,对其人格做任何的贬损,反而颇加赞誉,但也没有正面回应梁济遗书的挑战。新文化阵营当时的主要战斗方向,是要攻取上层文化领域,《京话日报》虽然在下层社会影响甚大,却不是他们注目的焦点。
 
即便梁漱溟为父亲作辩护,也是肯定其人格而反对其思想。他将父亲的自沉归结为“精神状况的变化”,“知识的摄取力先灭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胡适则认为梁漱溟“倒果为因”,梁济的自杀不在于精神先衰,“乃在知识思想不能调剂补助他的精神,二十年前的知识思想决不够培养他那二十年后‘老当益壮’的旧精神,所以有一种内部的冲突。”
 
胡梁二人的评论,没有点出梁济等人“返回去”的实质,不在于不肯吸收新知识,而在于无法借助新的资源完成其道德实践。梁济等《京话日报》同人抱持的道德理想,缺少有效的途径去向社会发布,并引起各界尤其是上层社会的重视。旧的启蒙目标已经不适用于当世,而旧的启蒙途径(办报、演说、戏曲改良)也已经失效,梁济等人唯有用自杀的方式来传达最后的抗议与呼吁。自杀固然是内心冲突的结果,但也是以死明志的手段,所以梁济才会如此精心地安排自己遗书的公布程序。因此“自沉”并非如陶孟和说的只是“和自己奋斗”,同样是“与社会奋斗”的一种极端形式。
 
梁济等人的自杀,在社会启蒙层面上,不妨看作突破自身启蒙困境的一种努力,其所警醒的“世人”更多是指向上层社会。梁济自沉的确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与讨论,但他所持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却要待到20世纪20年代,才藉由几次大争论引发知识界的分裂与碰撞——其子梁漱溟正是其中的活跃分子。而《京话日报》对旧家庭伦理的坚持,更将在新文化自上而下的推广过程中不断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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