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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咱们共读的小说是郁达夫的《沉沦》,《沉沦》收入的小说集,也叫《沉沦》,是五四以后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短篇小说集,所以它的开创意义无与伦比。
 
就这周早茶夜读讲过的内容来说,我在这里想说三点。
 
 
第一点是梅子酒提到的《沉沦》里面书单的问题,她梳理得已经很详尽了。但是我要提出一点:郁达夫的《沉沦》,是一部“自叙传”,对吧?主人公读的书,就是作者郁达夫读的书。
 
但是,《沉沦》在描述主人公读书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规避的。什么规避?我们看一看里面提到的书,几乎都是西洋作家的作品。
 
如果你把《沉沦》小说跟郁达夫自己的文学经历,再对照当时的阅读流行来说,其实有研究者指出,《沉沦》特别受日本的两种潮流影响,一个是“私小说”,就是写自己的感情经历,写自己特别隐私的部分,追求内心活动的如实描写。这种是从日本借过来的。之前在中国没有这样的小说,在《沉沦》主人公看的这些书单里面,也没法找到这种资源。第二个叫做耽美小说,这个耽美小说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耽美,不是BL这种,而是当时日本有一种“耽美派”,又叫唯美派,对感情进行一种相对脱离实际的书写,追求颓废的官能美。这是郁达夫《沉沦》背后的资源,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李子不理解的,也是很多人都不理解的,为什么主人公是因为情欲和压抑自杀,但他会在临死之前高呼“祖国祖国是你害了我”。这一点就必须从郁达夫生活的年代和地域来考察。
 
从辛亥革命以后,大批留日学生回国,而且中日关系飞速转坏,到1915年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到达极点。在这种情况下,在日留学生的那种爱国热情高涨,同时日本社会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漠视,都到达了一个极点。
 
也就是说,郁达夫他们过的留学生活,跟鲁迅那个时候过的留学生活,还不一样,至少郁达夫没再遇到藤野先生。从郁达夫1915年到日,1922年归国,这七年当中,正好是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状况已经引发了留学生群体极大的不满,而这一群体对日本的仇恨,也得到了日本社会的密切关注。比如说1918、1919、1921三年,在在日本国会当中,都有多名议员提这个问题:为什么留英留美的人回国之后,会变成亲英美派,而留日的人回国之后,都变成仇日派。这个问题日本高层自己也在反省。他们的结论是:我们给中国留学生的待遇太差了,他们在日本吃不好,住不好,被人歧视,而且还接触不了上流社会。所以他们回国之后,当然对日本没有好感。
 
当然,这种呼吁,这种警告,有没有太大作用呢?日本此时正处于从明治到大正的时期,大正是日本国民信心爆棚的一个时代,觉得自己是世界强国。国民对弱国的子民,对中国留学生的轻视,是发自内心和从上到下的,即使是酒店的侍女,即使是拉车的洋力车夫,都看不上中国。所以中国留学生在这种环境里面生存是非常压抑的。一个生活在国外的人,当他受到普遍歧视时,他一定会把这种感觉投射到祖国的命运上面去,这个也在情理之中,对吧?所以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要说的就是,到底为什么郁达夫这本《沉沦》会成为像凤梨说的一样,会成为一本超级畅销书?在五四以后,很多没有去留学的人,为什么也会与描写留学生活《沉沦》发生共鸣?
 
这就要说到“五四”之后,青年的一个痛点。“五四”之后的状况,大家可以想象,跟现在也有相似之处,就是年轻人的思想意识实际上已经变了,但是社会配套并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意识,仍然跟前“五四”没有什么很大区别。新文化运动,也不是说一呼百应,然后一蹴而就的,对吧?
 
因此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所有的青年都会有一种绝望、没有出路、茫然无依、颓废的感觉。郁达夫正好就是这种颓废派的一个代表人物,而且说得上是高段位的颓废。
 
 
我觉得最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是郁达夫后来在北京拯救过一次沈从文之后,写的一篇文章,《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我们要想通过小说认识民国的话,真的是可以看看这一段,看郁达夫是怎么哭惨的:
 
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过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早按:看这欧化的长句!),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都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终于没有买成,尤其是使我羞恼的,因为恰逢此刻,我和同学们所读的书里,正有一篇俄国郭哥儿(早按:就是果戈理)著的嘲弄像我们一类人的小说“外套”。
 
现在我的经济状态,比从前并没有什么宽裕,从数目上讲起来,反而比从前要少——因为现在我不能向家里去要钱化,每月的教书钱,额面上虽则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块,但实际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的账,也要开销二十多块。我曾经立过几次对天的深誓,想把这一笔糜费戒省下来,但愈是没有钱的时候,愈想喝酒吸烟。向你讲这一番苦话,并不是因为怕你要问我借钱,先事预防,我不过欲以我的身体来做一个证据,证明目下的中国社会的不合理,以大学校毕业的资格来糊口的你那种见解的错误罢了。
 
郁达夫这个海归青年教师,大家知道他也不是学文学的,他先学医,后学政法,再学经济,最后拿的经济学士学位。回国以后,郁达夫在北大教的是统计学。以郁达夫这样的身份学历,犹自如此的寒酸窘迫,请问在国内大学毕业的又会怎么样?我们看陶希圣的《潮流与点滴》里面提到,在当时的职场上,英美大学像牛津哈佛,他们的待遇层次是最高的,其次是日本的名牌大学,东京帝国大学这种,再其次就是日本的私立大学,再往后是中国的大学像北大……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么压迫下来。像沈从文这样一个没有考上北大,没有读过大学的人,在这个社会就很难生存。
 
 
郁达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在这个社会知识的无用,知识青年的底层处境。这一点是特别吸引人的,知识青年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或者说用郁达夫的话说,是一个“零余者”。这种情形在“五四”后其实是很普遍的。苦闷、颓废、没有出路感,是五四后的一个社会精神特征。这也是为什么《沉沦》能够击中青年的痛点,从而成为一个畅销书的缘故。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关于《沉沦》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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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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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作品《野史记》,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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