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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茶夜读。我是杨早。
今天还是轮到我给大家谈一谈《二马》这篇小说。
果不其然，在已经让您看见的前面五篇书评当中，大部分人会关心中英之间的比较，尤其是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互看——这当然也是老舍写这篇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包括“爱还是不爱？为什么不能爱？以及中国要怎么看自己？中国要怎么通过英国人的眼睛看自己？”
还有像李子那样，一看到父亲的女儿的爱，忍不住开始父爱泛滥！这也是一种把小说跟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的方法。关于《二马》这部小说，初看当然也很久了，初读和现在读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说对小说本身，我曾经总结三个字，叫做“浅，真，土”。
什么叫“浅”？小说里面没有谈什么难懂的事情，至作者是掏心剖肺的用这种评论，让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言，不管是李子荣也好，马威也好，甚至老马，他们所想的，他们所说的，把作者想告诉你的道理全都放出来。
这其实是一种技巧还不够的表现。感觉是憋不住话，非说不可。但这是一个作者初期写作的时候常有的状况，不能够厚责。而后期老舍的文风，他的叙述技巧，就好很多，就不会这么直白了。我们知道直白是小说的一种大忌，让笔下的人物变成一个个像演说家一样，巴拉巴拉讲一大堆道理——当然有这种共鸣感的读者看了以后会很爽，但是说完以后，你再想想也就没什么了。
第二点是“真”。真的好处就是，老舍那几年的不愉快的伦敦生涯给他带来的各种感想，他把它们都放到了《二马》当中去，虽然他说里面没有一个人是真实的，也没有一件事真实发生过，但是很显然小说中描写的这种心态，比如说英国人对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对自个儿瞧不起，中国人互相之间的瞧不上——一个维新鬼，一个保守主义者，他们互相之间老吵架，等等。这些关系，老舍都在《二马》里面描写了出来，这是一部很真实的“中国人在英国”的图景，所以把《二马》当成一种历史看，也是很自然的。
包括连东伦敦的中国工人不也分成两派，对吧？老舍这里面有褒贬，他尤其不喜欢的，跟在《赵子曰》里一样，尤其不喜欢那些闹事的学生，觉得他们完全白瞎了金钱和功夫。这是《二马》“真”的一方面。
再说什么叫“土”？其实是老舍有意为之。他会直接地把英国的各种东西给直接好像放在了北京。比如说Gordon Street，他不叫做“戈登街”，也不叫“戈登路”，他叫“戈登胡同”。又比如说便士，他叫“铜子”，等等。
包括《二马》里面的人说话，都是一水的北京话。让我想起1980年代时候的港片，里面的每个人，甭管你是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甭管是哪儿的吧，说话都是一口的广东话，都是配音的。当时有种感觉就是“天下大同了吗？”全世界的人都在说广东话！
我觉得这也是地域文化发展初期，保守着自己独立疆域的时候的一个特点。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个争论，就是金庸的电视剧，比如《射雕》或者是《神雕》里面的这些角色，应不应该讲广东话？有些北方来的文人学者提出抗议，说你们老让公主、皇上在剧集里口口声声“搞乜嘢”，好像不是特别好。但是大家也习惯了，对吧？后来一直下来金庸电视剧里面，甭管什么人，坚持讲广东话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就好像京剧里面，甭管哪朝哪代的人，他讲的都是徽班进京以后形成的那种念白，对吧？“大胆的盗贼”……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这是早期的状况。
当然现在港片你再去看，也不一样，里面人是该说英语说英语，该说日语说日语，该说普通话说普通话，这就比较回复到人本身的身份。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叙事转换，就是到底让人怎么说话。
老舍那个时候写《二马》，他让所有的人都说北京话，看上去你就会觉得很奇怪，除了货币和景物以外，好像说是在北京发生的故事，也没有什么违和感，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叫做“土”。这些是我长期以来对《二马》的看法。
这次重读《二马》，我就关心其中一件事，我关心里面的物价。这一点真的很难得，你说现在怎么才能知道1920年代英国伦敦的物价？我都想不出，我除非去读相关著作，但是在《二马》里面就很清楚。而且，由于描写得很清楚，如果是循着物价这条线来看《二马》的话，你其实会发现真正活得有钱的人，并不是看不上中国人的伊牧师，伊太太或者是温都寡妇或者是玛力，不是这些人。真正活得比较好的，除了里面的豪富之家——西门博士和西门太太，他们一晚上宴客就能花几百镑——除了你们以外，真正有钱的是二马，或者说是老马。
为什么呢？我们看看当时的物价，比如说从收入来说，不管是温都寡妇当打字员，还是李子荣看铺子，他们一周的周薪（英国主要是按周薪来计算），都是两镑到三镑。像玛力这样的小姑娘，她卖帽子，没什么学历，一个礼拜只挣16个先令，16个先令还不到一镑，因为一镑相当于20个先令（此处口误）。她挣的钱大概就是她母亲的一半不到。
二马来了伦敦，租住温都太太的房子，两个房间，包早饭和晚饭，这样一个礼拜也不过就是四镑十五个先令。二马开的铺子，一个月下来什么情况呢？赔了十五英镑。而据马威叙述，他们来了两个月，由于他爸爸特别喜欢请别人吃饭，所以一个多月下来他们花了二百多镑，这都很不正常——马威曾经问过李子荣，“在伦敦一个人至少花多少钱？”李子荣说：“至少二十镑钱一个月，但是我是个例外，因为我在这儿这么些日子了，一顿中国饭没吃过，不是我吃不起一顿，而是怕一吃开了头，就非常吃不可。”
在伦敦，中国饭比英国饭贵多了。比如像李子荣那样，十个便士吃一顿，或者说一开始伊牧师带二马去吃饭，几块面包，一杯啤酒，一个先令多一点。中国菜可不是这样的价格。老马经常喜欢去状元楼吃中国菜，还差点入股。所以你看他的挑费就特别高。
所以在整个英国的消费层次，其实二马排挺高的，远远超过了瞧不起他们的那些大英帝国子民。所以才会出现老马去挑二十镑以上的戒指，会被店家轻视，甚至导致了温都太太和老马的决裂。
里面的物价，一碰到老马这样的中国人，就会变得不正常。二马去花园扫墓的时候，老马给了送花的老太太十先令一张票子，这是给得相当高的小费（后来马威去植物园只给了看门人一个便士）。老马醉倒街头被出租车送回来，马威给了出租车司机一镑钱，这也是给得很高的小费，这里是衬出中国人那种好面子。
反过来看温都太太和他的女儿，每个月收入不高不说，两人还算得很清楚。玛力说“妈！你还该我六个铜子”，温都太太摸了摸小兜，还真是没有六个铜子！不得不说“明天还你！一定！”所以当老马拿着一个值五镑十个先令的茶壶送给温都太太，一下子就能够赢得温度太太的好感，他们俩后来能走到一块，跟老马这种土豪行为其实是有关系的。
但是，老马的这种奢侈行为，用的是他哥哥在英国挣的钱。照李子荣的说法，老马哥哥给他们留下了二千来镑钱，这还不是卖古玩挣下的，那就相当的了不起了。老马也就是个不争气的二代！
我们把眼光跳出伦敦和英国，跟中国的物价比比，又怎么样呢？
还是说送温都太太那把茶壶。“五镑十个先令！”马老先生把头歪着挤过去看：“可不是，合多少中国钱？六十来块！冤人的事，六十来块买个茶壶！在东安市场花一块二毛钱买把，准比这个大！”当然老马是不太懂，茶壶不是论大小的，但是比价就看出来了，五镑十个先令相当于六十来块，那也就是说英镑跟中国钱的比值基本上是1:10。
老马他们两个月花了200多镑，相当于中国钱多少？2000多银元。那这个时候中国普通人的花费是多少？
1920年代，北京市的物价开始上涨。1922年，中国华北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是每年150块钱，也就是每个月12元5角。
1923年清华大学校和燕京大学对于成府村的抽样调查，抽调了91家人，发现每年的平均用度是135元，就是每个月10元2角。
1924年李景汉和甘布尔对北京市抽样调查，北京平民五口之家每月用费平均是14元2角5分，每年是171元——你看北京市民这一阶段的用度，差不多就集中在每家每月10到15元之间。
1924年陈达在新华学校对人力车夫的调查——这就是祥子他们了——每个月每个车夫花费是5元7角3分，每年花费不超过70元。我们想想，祥子买一辆车多少钱？100元，这100元就已经相当于他一年半的用度。而这100元放在伦敦，只不过够买两个小茶壶，或者说只够支付李子荣三个礼拜的工薪。
这么一比，你就知道当二马从北京到了伦敦，他们的花销是扩大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二马》的背景是在1920年代中期，这个时候正好是一战之后，欧洲经济开始慢慢恢复，但这种恢复主要是在战胜国，也就是英国和法国，物价开始慢慢地爬升，才会出现像西门博士那样一晚上能花几百的情况。
但普通人还是有限，即使像在中国泡那么多年的伊牧师，他自己说他的养老金也就是一年120镑，平均每个月是10镑的钱。而温都太太，大概一个月的收入就是12镑。也就是说，英国人平均每个月的用度，基本相当于中国同等家庭的十倍以上。所以我们从《二马》当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英国当时社会的物价，以及中英之间的物价比较，我觉得这次重看《二马》，这方面我特别地长知识，从前读的时候都没怎么关心。
大家以后看民国小说，也不妨从这个角度去考察一下，了解下过去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好，这就是今天的早茶夜读，谈论《二马》。下周我们会开始另外一篇老舍的小说，我们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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