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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伙计俩礼拜,北京祥子累一年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茶夜读。我是杨早。
 
今天还是轮到我给大家谈一谈《二马》这篇小说。
 
果不其然,在已经让您看见的前面五篇书评当中,大部分人会关心中英之间的比较,尤其是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互看——这当然也是老舍写这篇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包括“爱还是不爱?为什么不能爱?以及中国要怎么看自己?中国要怎么通过英国人的眼睛看自己?”
 
还有像李子那样,一看到父亲的女儿的爱,忍不住开始父爱泛滥!这也是一种把小说跟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的方法。关于《二马》这部小说,初看当然也很久了,初读和现在读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说对小说本身,我曾经总结三个字,叫做“浅,真,土”。
 
什么叫“浅”?小说里面没有谈什么难懂的事情,至作者是掏心剖肺的用这种评论,让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言,不管是李子荣也好,马威也好,甚至老马,他们所想的,他们所说的,把作者想告诉你的道理全都放出来。
 
这其实是一种技巧还不够的表现。感觉是憋不住话,非说不可。但这是一个作者初期写作的时候常有的状况,不能够厚责。而后期老舍的文风,他的叙述技巧,就好很多,就不会这么直白了。我们知道直白是小说的一种大忌,让笔下的人物变成一个个像演说家一样,巴拉巴拉讲一大堆道理——当然有这种共鸣感的读者看了以后会很爽,但是说完以后,你再想想也就没什么了。
 
第二点是“真”。真的好处就是,老舍那几年的不愉快的伦敦生涯给他带来的各种感想,他把它们都放到了《二马》当中去,虽然他说里面没有一个人是真实的,也没有一件事真实发生过,但是很显然小说中描写的这种心态,比如说英国人对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对自个儿瞧不起,中国人互相之间的瞧不上——一个维新鬼,一个保守主义者,他们互相之间老吵架,等等。这些关系,老舍都在《二马》里面描写了出来,这是一部很真实的“中国人在英国”的图景,所以把《二马》当成一种历史看,也是很自然的。
 
包括连东伦敦的中国工人不也分成两派,对吧?老舍这里面有褒贬,他尤其不喜欢的,跟在《赵子曰》里一样,尤其不喜欢那些闹事的学生,觉得他们完全白瞎了金钱和功夫。这是《二马》“真”的一方面。
 
再说什么叫“土”?其实是老舍有意为之。他会直接地把英国的各种东西给直接好像放在了北京。比如说Gordon Street,他不叫做“戈登街”,也不叫“戈登路”,他叫“戈登胡同”。又比如说便士,他叫“铜子”,等等。
 
包括《二马》里面的人说话,都是一水的北京话。让我想起1980年代时候的港片,里面的每个人,甭管你是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甭管是哪儿的吧,说话都是一口的广东话,都是配音的。当时有种感觉就是“天下大同了吗?”全世界的人都在说广东话!
 
我觉得这也是地域文化发展初期,保守着自己独立疆域的时候的一个特点。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个争论,就是金庸的电视剧,比如《射雕》或者是《神雕》里面的这些角色,应不应该讲广东话?有些北方来的文人学者提出抗议,说你们老让公主、皇上在剧集里口口声声“搞乜嘢”,好像不是特别好。但是大家也习惯了,对吧?后来一直下来金庸电视剧里面,甭管什么人,坚持讲广东话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就好像京剧里面,甭管哪朝哪代的人,他讲的都是徽班进京以后形成的那种念白,对吧?“大胆的盗贼”……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这是早期的状况。
 
当然现在港片你再去看,也不一样,里面人是该说英语说英语,该说日语说日语,该说普通话说普通话,这就比较回复到人本身的身份。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叙事转换,就是到底让人怎么说话。
 
老舍那个时候写《二马》,他让所有的人都说北京话,看上去你就会觉得很奇怪,除了货币和景物以外,好像说是在北京发生的故事,也没有什么违和感,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叫做“土”。这些是我长期以来对《二马》的看法。
 
这次重读《二马》,我就关心其中一件事,我关心里面的物价。这一点真的很难得,你说现在怎么才能知道1920年代英国伦敦的物价?我都想不出,我除非去读相关著作,但是在《二马》里面就很清楚。而且,由于描写得很清楚,如果是循着物价这条线来看《二马》的话,你其实会发现真正活得有钱的人,并不是看不上中国人的伊牧师,伊太太或者是温都寡妇或者是玛力,不是这些人。真正活得比较好的,除了里面的豪富之家——西门博士和西门太太,他们一晚上宴客就能花几百镑——除了你们以外,真正有钱的是二马,或者说是老马。
 
为什么呢?我们看看当时的物价,比如说从收入来说,不管是温都寡妇当打字员,还是李子荣看铺子,他们一周的周薪(英国主要是按周薪来计算),都是两镑到三镑。像玛力这样的小姑娘,她卖帽子,没什么学历,一个礼拜只挣16个先令,16个先令还不到一镑,因为一镑相当于20个先令(此处口误)。她挣的钱大概就是她母亲的一半不到。
 
二马来了伦敦,租住温都太太的房子,两个房间,包早饭和晚饭,这样一个礼拜也不过就是四镑十五个先令。二马开的铺子,一个月下来什么情况呢?赔了十五英镑。而据马威叙述,他们来了两个月,由于他爸爸特别喜欢请别人吃饭,所以一个多月下来他们花了二百多镑,这都很不正常——马威曾经问过李子荣,“在伦敦一个人至少花多少钱?”李子荣说:“至少二十镑钱一个月,但是我是个例外,因为我在这儿这么些日子了,一顿中国饭没吃过,不是我吃不起一顿,而是怕一吃开了头,就非常吃不可。”
 
在伦敦,中国饭比英国饭贵多了。比如像李子荣那样,十个便士吃一顿,或者说一开始伊牧师带二马去吃饭,几块面包,一杯啤酒,一个先令多一点。中国菜可不是这样的价格。老马经常喜欢去状元楼吃中国菜,还差点入股。所以你看他的挑费就特别高。
 
所以在整个英国的消费层次,其实二马排挺高的,远远超过了瞧不起他们的那些大英帝国子民。所以才会出现老马去挑二十镑以上的戒指,会被店家轻视,甚至导致了温都太太和老马的决裂。
 
里面的物价,一碰到老马这样的中国人,就会变得不正常。二马去花园扫墓的时候,老马给了送花的老太太十先令一张票子,这是给得相当高的小费(后来马威去植物园只给了看门人一个便士)。老马醉倒街头被出租车送回来,马威给了出租车司机一镑钱,这也是给得很高的小费,这里是衬出中国人那种好面子。
 
反过来看温都太太和他的女儿,每个月收入不高不说,两人还算得很清楚。玛力说“妈!你还该我六个铜子”,温都太太摸了摸小兜,还真是没有六个铜子!不得不说“明天还你!一定!”所以当老马拿着一个值五镑十个先令的茶壶送给温都太太,一下子就能够赢得温度太太的好感,他们俩后来能走到一块,跟老马这种土豪行为其实是有关系的。
 
但是,老马的这种奢侈行为,用的是他哥哥在英国挣的钱。照李子荣的说法,老马哥哥给他们留下了二千来镑钱,这还不是卖古玩挣下的,那就相当的了不起了。老马也就是个不争气的二代!
 
我们把眼光跳出伦敦和英国,跟中国的物价比比,又怎么样呢?
 
还是说送温都太太那把茶壶。“五镑十个先令!”马老先生把头歪着挤过去看:“可不是,合多少中国钱?六十来块!冤人的事,六十来块买个茶壶!在东安市场花一块二毛钱买把,准比这个大!”当然老马是不太懂,茶壶不是论大小的,但是比价就看出来了,五镑十个先令相当于六十来块,那也就是说英镑跟中国钱的比值基本上是1:10。
 
老马他们两个月花了200多镑,相当于中国钱多少?2000多银元。那这个时候中国普通人的花费是多少?
 
1920年代,北京市的物价开始上涨。1922年,中国华北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是每年150块钱,也就是每个月12元5角。
 
1923年清华大学校和燕京大学对于成府村的抽样调查,抽调了91家人,发现每年的平均用度是135元,就是每个月10元2角。
 
1924年李景汉和甘布尔对北京市抽样调查,北京平民五口之家每月用费平均是14元2角5分,每年是171元——你看北京市民这一阶段的用度,差不多就集中在每家每月10到15元之间。
 
1924年陈达在新华学校对人力车夫的调查——这就是祥子他们了——每个月每个车夫花费是5元7角3分,每年花费不超过70元。我们想想,祥子买一辆车多少钱?100元,这100元就已经相当于他一年半的用度。而这100元放在伦敦,只不过够买两个小茶壶,或者说只够支付李子荣三个礼拜的工薪。
 
这么一比,你就知道当二马从北京到了伦敦,他们的花销是扩大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二马》的背景是在1920年代中期,这个时候正好是一战之后,欧洲经济开始慢慢恢复,但这种恢复主要是在战胜国,也就是英国和法国,物价开始慢慢地爬升,才会出现像西门博士那样一晚上能花几百的情况。
 
但普通人还是有限,即使像在中国泡那么多年的伊牧师,他自己说他的养老金也就是一年120镑,平均每个月是10镑的钱。而温都太太,大概一个月的收入就是12镑。也就是说,英国人平均每个月的用度,基本相当于中国同等家庭的十倍以上。所以我们从《二马》当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英国当时社会的物价,以及中英之间的物价比较,我觉得这次重看《二马》,这方面我特别地长知识,从前读的时候都没怎么关心。
 
大家以后看民国小说,也不妨从这个角度去考察一下,了解下过去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好,这就是今天的早茶夜读,谈论《二马》。下周我们会开始另外一篇老舍的小说,我们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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