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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漫过高邮史,也漫过汪曾祺

这是二十年间,第四次去高邮。每次回去,心情都大不同,收获也大不同。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去高邮肯定不是出于旅游景点的吸引,毕竟扬州、苏州、南京这些重点旅游城市都离得不远,到高邮也还没有火车。不管是对于“青睐”的团队,还是我带去的三位研究生,他们的寻访都与“汪曾祺”有关。“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本是高邮的两张名片,而汪曾祺在当下的阅读热度,正在方兴未艾。恰好他又是我定义的“城市传记作者”。不知有多少“汪迷”、汪曾祺研究者心心念念,想亲身来看一看《受戒》中明海出家的菩提庵,《大淖记事》中的大淖,《异秉》里王二卖熏烧的保全堂,《戴车匠》《八千岁》里的老街,《徙》里高北溟执教的五小……或许看了之后,多少会有些失望,但正如“顶级汪迷”苏北所言,小说里的地名与人物立时变得鲜活起来,不再是凭空想象。
 
而我的身份,比较多重。我既是一个汪曾祺的研究者,也算是高邮流散在外的子孙。虽然从小没在高邮呆过,但户口簿、学生证上明晃晃的“籍贯:江苏高邮”总是一种印记与提醒。
 
 
1987年,生长在四川的父亲头次回高邮。当时汪曾祺自然已是文学名家,但还没有今日的地位。因此父亲去高邮,还是为了追寻从小在曾祖母、祖父、三祖父口中听得太多的故乡。他在游记里写道:
 
站在汽车站前面的公路上,往南,可望见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净土寺塔;往东,可望见文游台。西面有三条马路通向城内:居中一条通至北门口,两旁是机关、住宅和商店,可算作新城的中心。北边的一条环城而行,接通继续北上的公路。南边那条马路通向旧城东门。三条马路都是新修筑的,我挑了南边那条路进城。
 
城门口是县立中学,似颇大,未入。过县立小学(今名实验小学),记得父亲说过他曾在此就读,便入内看了看。房屋大抵还是解放前或五十年代所建,没有什么新的气象。
 
父亲看到的高邮,三十二年来,变化当然巨大,但旧城格局仍在。他那年去高邮,最想看的是造成这座“盂城”(高邮县城低于运河与高邮湖水面,形似覆盆而得此名)的大运河,只因“祖母在世时常常说起,运河高邮段河床高于街面,发大水时河面竟与城墙一般儿高,一旦堤溃,水头势不可挡,淹至屋檐。人们只好蹲踞在迭起的八仙桌上,或坐进洗澡的大木盆,随水漂去。结局可想”。
 
这次看运河故道,夕阳西下,渔舟二三,波光映日,柳影婆娑,于清风碧草中徜徉,大略很难想象1931年大水决口时城为泽国,人为鱼鳖的凄惶图景。只是我每逢走到运河堤上,总会想起父亲当年在此的“招魂”:“魂兮归来,祖父!魂兮归来,祖母!魂兮归来,絅叔!你们远离故乡,颠沛流离,饱经苦难。愿你们魂归故土,永得安宁!”
 
关于那段家史,也是大时代中平凡家庭的常见“运命”,不必细说。此次去高邮,我想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何以清末至民国,总是发生“保堤”“保坝”之争。
 
据新编《高邮县志》,自明万历十九年(1591)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的357年间,高邮共发生127次较大水灾,平均不到三年就发生一次。苏北淮河流域一带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无法追赶苏南,最大的原因就是水灾频繁,里下河农民连种稻也只敢选“三十子”“吓一跳”这样的品种,这类稻种收获期早(五月底我们在菱塘一带已经见到早稻收割),稻秆高,但产量很低。里下河长年选种这类早稻,只为了避开夏天很可能爆发的水灾。
而且,高邮等地的水灾,不仅仅是天灾与地形所致,还跟河官、盐官之争有关。河官要保田安民,主张尽早尽快泄洪,而盐官与盐商为了保证北上的漕运,始终要保证大运河的水量。一到多雨季节,这种冲突就会异常剧烈。一旦高邮湖水与运河上游暴涨,就有可能引致“淮水归海”的决策——说穿了就是让大水漫过高邮、兴化等地,流入黄海。至于这一带的田地房舍,人口牲畜,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一般人读汪曾祺,很容易留意到他的文字里有大量水的意象,汪曾祺自己也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但汪曾祺也在《自报家门》说明“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然而“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高邮的水,暴烈起来让人难以想象。因此“水”对高邮地域文化性格的影响,必然是双重的,既有柔软、平和、沉静的一面,也有变动、激越、无常的一面。
比如我们这次去清水潭度假村,看到的都是水平如镜,千鸟翔集,林壑幽深,曲径勾画,谁能想到,自北宋到民国,这里是运河堤防最险之处,历代记叙不绝如缕,明万历年间,高邮州判官罗文翰为保大堤,被洪水吞没,州民集资建有罗公祠以为纪念。同治五年(1806),清水潭大决,决口宽达三百八十余丈(1200多米),二十里范围内人船无一幸免。汪曾祺的曾外祖父谈人格有《清水潭决纪事》记叙此事:“可怜千万村,浊浪迷高低。富家得船去,余劫归犬鸡。贫者不及迁,汩没如凫鹥。”
 
像这样的例子,在高邮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实地访察之后,我终于更能明白与体会“水”之于高邮的意义。作为一名研究者,要理解高邮,理解汪曾祺,如果没有这种“跳出来”的眼界,我想还不能全面地理解汪曾祺笔下的“水乡”意蕴。爱好者当然可能集中心神于追寻美,体味美,但看见一些历史的惨烈之处,正如“乐景写哀,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或许更能珍惜汪曾祺笔下的诗意与温情。
 
本文首发于《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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