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还是五四的女儿啊-杨早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大家好，这周我们共读的，是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

不能不说这一周是水平相当高的一周，也可能是小说民国开说以来，水平最高的一周。大家通过不同角度的解读，基本上已经把《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的内涵挖得差不多了，而且都能提出非常精彩的见解。比如土城说“语境对人的驱离”，新妈妈尹伊阐释“莎菲女士在霞村”，江河谈“荡妇”和“英雄”的对比，陈童分析“女人的身体是如何被杀死的”，梅子酒讨论“成长”跟“祛妄”之间的关系，等等，都特别好。昨天还有了一篇外稿，可见《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很能引发共鸣。

今天我还想说一说的，是《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本身的位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本书？作者是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女士，她有一本回忆录叫做《思痛录》。书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是谈到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有一个道歉大会，就是向被误伤的同志道歉。会上面，很多从国统区跑过去的女学生——因为韦君宜自己也是这样一个身份，所以是她的一些同伴——就在大会上号啕痛哭。

原因是他们本来是怀着一腔热血到延安来的，没想到遭受了这样的待遇。当时韦君宜使用了一个古典说法，她说本来是国民党“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但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其实如果我们把《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霞村和延安，看成两个空间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叙事者“我”和贞贞，看成是围城内外的两拨儿人。“我”明显也是奔着革命的目的到延安来的，但是字里行间却明显呈现出了“我”对延安生活的某种厌倦，或者不适应，或者是感到空虚。这种情绪，确实跟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那种情绪表达，很有相似之处。

而反过来看，贞贞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村里姑娘，她遭遇了一种当然很不幸的遭遇，变成了日本军队的慰安妇，后来又当上了地下工作者。如果刨去她身上的不幸，刨去最为人注目的这种遭遇本身不谈的话，你可以注意到，在贞贞的叙述里，支撑她面对村里人的这种嘲讽，这种怜悯，甚至是夏大宝的带有遗憾与施舍心的爱慕或求婚，当她面对这些东西时候，她的底气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他们”。贞贞一直没说清楚“他们”是谁，只是说“他们”说我生病了，所以他们让我回来；“他们”又说要送我去延安——这里的“他们”或许可以替换成“组织”，但是这个组织是无名的，是无形的，你也不知道“他们”会对你的哪方面负责。

所以从延安来的“我”和从霞村打算去延安的贞贞，就构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一个从这里去那里，一个从那里到这里。但是不管从哪里到哪里，她们后面都有一个东西在推动它，推动的力量，恰恰是对前面一个环境的否定。

比如说为什么从延安到霞村，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霞村是更加底层的地方，一个知识分子或许应该从高的地方到低的地方，完成所谓的普及或者是采风的工作。而反过来，为什么要从霞村去延安？是因为延安代表着一种更文明的，或者说更革命的氛围，这种氛围跟霞村那种讽刺、挖苦、歧视的氛围是不一样的。但是问题是：真的如此吗？当空间和身份完成互换了之后，“我”和贞贞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在小说里面，显然作者没有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贞贞能不能在延安获得她想要的氛围，或者说追寻她的理想？其实小说是存疑的，是开放的。我们上一次说了，《水》是丁玲个人创作的分水岭，也是左翼文学的分水岭，但是从《我在霞村的时候》来看，丁玲本质上还是怀有五四的血统。像贞贞的问题，或者像“我”的问题，其实背后都是一个“五四”经典的表述，就是“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又或者说这是鲁迅爱引的名句：“你把黄金世界许给这些人的子孙了，你拿什么来给这些人呢？”

贞贞之所以在遭受了被抓去当慰安妇的不幸之后，还会两次返回那像地狱一样的空间，她一定是获得一个承诺，或者获得了一种坚信，她坚信这样做是为了未来的黄金世界。但是在此世，贞贞不但患上疾病，冒着生命危险，而且被村里人歧视，去了延安，她又能不能够得到她要的东西呢？小说是没有给出答案的，而且“我”的经历，也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

所以看完《我在霞村的时候》，读者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悲观的情绪，而这种悲观甚至是带有颓废的情绪，恰恰是“五四”的一个印记。在大潮退去之后，每个人其实都要反思个人和时代、个人和集体之间，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大事业的保持警惕和反思，这是“五四的孩子”们特有的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确实还是一位五四的女儿。

这就是我对《我在霞村的时候》这本小说的一种分析。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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