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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茶夜读之小说民国——说这句话的机会可能就剩下三次了,对吧?
 
这一周,我们共读的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名作中的名作。前面几位的分析都很对,张爱玲有这种特色,这特色便是“好像”看透了这种迷迷糊糊的、神圣的爱情。大家读《倾城之恋》的时候,多多少少也表现出了一点失望。当然这个失望不是针对张爱玲的,相反,大家觉得张爱玲很深刻——这种印象可能也是一种障碍,很多张迷都是觉得张爱玲“政治不正确地看透了世情”。
 
其实关于《倾城之恋》,我觉得问一个问题就可以了:“到底范柳原和白流苏有没有爱情?”
 
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说他在课上问这个问题,基本上整个班的同学都回答说“没有”。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算计来算计去的男女关系不是真正的爱情,但是陈思和教授说是有的,我也认为是有的。
 
这里又说到我一个经常讲的观点:爱情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是资产阶级为了对抗血统论和阶级差异,而制造的一个标签,一种神话。
 
爱情这个东西,当然你不能说没有。人和人之间的喜爱,自古都在。孟子说“少慕父母,及长,知好色,则慕少艾”,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这都很正常。但是爱情,跟作为结果的婚姻之间,不能说没有半毛钱关系,但肯定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因为婚姻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婚姻是一种社会的粘合剂,它是一种互助的契约,一男一女要互助,很多时候需要家族的帮助,需要社会的尊重,需要法律的保护。种种这些条件叠加下来,你会发现,其实在这里面,最不是必要条件的,就是所谓的爱。
 
说这男女之间有爱情,是不是就过得好一点,也不一定,对吧?总有很多人会举例子,说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谁更幸福,也不好说。所以如果依据爱情的感觉,去寻找自己的伴侣,实际上是一种很危险的举动,因为从科学到玄学,都能够证明爱情本身是会变化的,但是你的生活如果变化的话,它的成本会非常的高。
 
对,其实张爱玲说的,不过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在她的出身,她的门第,她的阶层看来,简直就是天经地义。你拿这话去跟白府的人说,跟徐太太说,包括白流苏,包括范柳原,他们都会认同。只不过读书的这些痴男怨女,小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反而会觉得很神奇,会觉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不是爱情最大吗?
 
问题是爱情,甚至在“倾城”的时候,会输给彼此的依傍,彼此的维护。所以爱情这个东西,在《倾城之恋》里面,当然是被解构的。但是你又不能说他们之间,不是“恋”。白流苏跟范柳原互相算计,也是因为他们存在着一个算计的基础,他们还是对彼此有兴趣的,哪怕是为了逃避自己原本的生活而爱上对方,那也是一种兴趣。
 
白流苏跟范柳原之间有爱情,但这爱情不够他们走进婚姻。本来这样一种爱情,两个人都已经接受了,它是一段萍水相逢的露水姻缘。但是这段露水姻缘,必须要去香港完成,就在于香港是一个跟内地,跟中国的主流社会有距离的地方,是一个更洋化的地方,在香港,他们不用在乎别人的风评,不用在乎流言蜚语,甚至也不用在乎家族的舆论压力。相对于上海来说,香港是一个特别适合摆脱自己的生活的地方,这反过来说明,在上海那样的社会里面,爱情是不可能脱离家庭和社会而存在的。
 
这是《倾城之恋》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张爱玲对上海和香港,有自己特殊的感受,因为她在香港遭遇战争,在上海经历战争,在战争的上海获得了名声,但是又由于这个名声,最终不得不离开了她钟爱的上海。所以命运其实是非常反讽的。
 
还有,爱情这个东西,如果能够写进小说里面,必然是一个悲剧,就是“爱而不可得”,如果爱而可得,那么它就没有可写的价值。
 
而“爱而不可得”这样一个主题,也不要把“爱”想得太狭隘,只是理解成男女之间的爱情。事实上家庭之爱,或者是朋友之爱,都应该可以算成“爱”。而最重要的爱,其实是“对自己的爱”,而最大的悲剧,可能就是对自己的爱而不可得。比如你“想做自己想做的人”,做不到,不得不放任自己成为了你讨厌的你不屑的人,我觉得那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所在。
 
好多人都在这个坑里掉下去了。最近北大有一位学生包丽(化名),就是在对别人的爱情与对自己的不爱里,把自己给倾覆了。有人说“她是蠢死的”,但我一向觉得鞋大鞋小,脚才知道。我们没有评判别人的资格,却可以为她发一声深长的叹息,这大概就是鲁迅说的“悲剧是把有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当一个人没法爱自己的时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好,这就是今天的《倾城之恋》综述。我是杨早。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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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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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作品《野史记》,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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