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度四十六春秋-杨早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公号啊，自媒体啊，我觉得就是汪曾祺在1941年大二时写的一段话：大家都尽可能的说别人的事情，不要牵涉到自己。（自己的甘苦，顶好留到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一个人说说去。）各种姿势，各种声调，每个人都不被忽略，都有法子教别人知道自己的存在。

但我还是时不常的会来叨叨下自个儿。今天又是这样，又是随性地聊聊。

“虚度年华”一般来说都是场面话，但是回顾以往，总觉得白活了好多年，这种感觉绝对已经变成常态了。

特别是设想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自己，会怎么看现在的自己，一想到这个，就会觉得特别的空虚。

比如说十六岁的我，看现在自己这鬼样子，说个话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肯定觉得特别没劲。十六岁是一个可以拿头去撞铁板的年龄，是听说了我们这一年纪可能大部分人参加不了高考，都没有那么在意的年龄。那个年龄不可能像偶像剧里那么狗血，但至少爱憎是分明的。所以，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我们还怎么能够红尘作伴爱得潇潇洒洒？

二十六岁在北大读研，没有进学生会也没听说过PUA，但是跟外面的生活离得很开，就是朋友们总说“你没有生活”的年代。去上课，去图书馆，对中关村涌动的互联网大潮感觉迟钝，那也是传媒很风光的时代，现在的媒体大佬很多都是那时崛起，不过我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研究僧。

十年前，2009年，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因为2008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用爱东的话说，我就是个“灾难见证者”。到了2009年，突然一下子好像好多事情都过去了。就像2008年我听见马东说：“咱们以后回头看央视大楼，一定会感慨说：那时候真有钱！”结果2009年元宵节就烧起来了。

那也是一个挺迷茫的年份。工作没几年，还属于“新来的”，在编《话题》，吭哧吭哧的，很关注社会，但是为啥要关注社会，好像也没有特别清晰。近年曾经有人批评我，说“现在好像他不太关注现实了”。其实也不是，在2015年时我们就讨论过，整个社会形态在改变，包括媒体的膨胀与萎缩，要关注社会，必须要选择不一样的方式，可能是更个人、更深层也更历史化的方式，来关注社会。

所以大概之前的自己，看现在的自己，都会觉得没劲。即使现在的自己看自己，也会觉得没劲，但是不想再去变化。古往今来，大抵如此，多少人说到过，比如说辛弃疾的那首《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还有蒋捷的《虞美人》：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你会发现，他们要表达的情绪，都是叫做“还休”“一任”，随便，无所谓，就是佛系的感觉。

但这实际上是个悖论，大部分人其实是在少年时候将这种人生况味写出来、读进心里。就像塞林格那本《麦田守望者》里面说：“一个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事业英勇地牺牲，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事业卑贱地活着。”但这真的是少年时解嘲的话，真到了中年，可能连宣示这种话的冲动都没有了。比如说我，能够活着，写下这篇文章，就已经谢天谢地谢人了。其他的，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总是会有强烈的无力感。

这倒不见得是丧，也可能是一种反弹。就像鲁迅说魏晋名士对礼教那种极度的消解和颠覆，其实在于他们真的很相信礼教，容不得有人打着礼教的旗号以遂私欲。有的时候中年人对理想的不屑、嘲讽，可能是这个人没有理想了，也可能因为这个人太相信理想。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有一天整理旧物，发现我在十五岁生日前写的一篇周记，当时大概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三十年后看上去，它不准吗?

升上高中，便要为自己的前途而担心了。物价是在飞涨，竞争是在加剧。而大学的独木桥谁知道能否挤上，况且大学也要自费了，除非是天纵奇才，否则谁都会有些恐慌、迷惘的罢。而且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中，知识≠工资、房子、待遇……面对时光的流逝，心中纵有对走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憧憬，也被对现实的恐惧冲得所剩无几了罢。

一种是“少年想成年”，一种是“成年想少年”。人类就用这两种想来看待时光的流淌。前者是欢喜的盼望，后者是酸苦而无望的幻想。渐渐地欢喜的人觉得了一份酸苦，而又有许多人开始盼望。

觉得酸苦的人的年龄似乎在提前，这也许是一种悲哀罢。

感谢当时的班主任没有骂我“丧”，还给了一个A。

但这都无所谓了，因为现在已经是看脸的时代。到处都是美女、帅哥。

就前天，1217，郑夫子在群里说，你看当年的少帅，现在变成老帅了。

然后萨支山就说：“老帅，用东北话念呗，老帅了。”

就是这样。咱就撑着。挺住，意味着一切，活着就是胜利。

欲说还休，便休。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