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1912年瘟疫纪事-杨早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民国元年：疫情与防治

随着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扩大加剧，伍连德这个名字又不断被提起。他的故事也渐渐有更多的人看到：

事件：1910年12月，肺鼠疫在东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

背景：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通过日俄战争分割了东北各项权益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

发端：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派剑桥大学医学博士、马来华侨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过程：1911年1月，31岁的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他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病毒的流行路线，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

结局：在当时东北落后的防疫、医治条件下，伍连德及其团队，用了不到四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授予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

我今天想讲的，是在伍连德博士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防疫抗疫体系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辛亥首义在武昌暴发，又是四个月时间，民国创立，南北议和。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元年，瘟疫情况如何呐？

今天故事的来源都出自1912年的《申报》报道

【汉口】

新旧端午都不准过，也没事

武汉是首义之地。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之后，清政府派出了以荫昌为统军大臣的北洋新军，冯国璋实际指挥，征讨武汉。两军在汉口打了一场保卫仗，革命军最终退守武昌，黄兴火速驰援也无法逆转局势。接下来才是袁世凯暗令停火，两军开始了南北议和前长达47天的对峙。

停战了，议和了，民国了，可是汉口被打成一处烂摊子。二月之后，汉口城市建设恢复迫在眉睫。可是当时的汉口是什么情况呢？

一是武汉三镇内外，充斥着军人警察，超过十万名。军政府为了给他们发饷，向比利时借了一百万银元，因此市面还算平静。只是军警有钱要花，汉口其时最发达的产业就是娼妓业；

二是汉口商会在保卫战时，是支持政府军的。民国之后，大多数头面人物被换掉了，换上来的大半是武昌来的新贵，基本不懂商务，因此汉口商业迟迟无法恢复，物资调运各种问题。建筑筹办处每天人头拥挤，却不知何时动工，外地征调来支援汉口重建的工匠一万多人，望眼欲穿，苦苦等待；

三是汉口租界以外的民房，基本在战争中焚毁殆尽，于是租界外搭起的篷屋窝棚，也超过了一万多户。白天难民们争抢地盘，晚上成群结队的偷窃抢夺行为，无人去管。这时已是阳历四月，眼看着天气就快热起来了，“秽气熏蒸，恐有酿疫之患”。

老百姓也不想受瘟疫之苦，他们的应对方式是：过端午节。因为此前过正月初一，被武昌军政府严厉禁止，大家就传说，新朝用新历，那端午也改在阳历5月5日吧。反正目的是一样的，“收瘟摄毒，预戢时疫”。于是用纸扎龙船，组织迎神会的，不亦乐乎。这股过节风也吹到了军政各界，公务员私下议论，希望5月5日能放假一天，军队更是提出要求，希望照例赏给酒肉。

黎元洪听说此事，很不高兴，发了一道通令，说“过节”原来是我国的陋习，现在民国开创，正要改良社会，荡除旧习，军政人士，应当以身作则，不准过节。

没在端午节求神佑护，万幸，到了夏天，武汉三镇，包括大兴土木的汉口，都没有暴发瘟疫。整个1912年，唯一的一次惊吓，来自客船江新轮，这艘长江轮船从上海驶来，第三机师8月22日在九江病逝——他染上的正是八月上海正在流行的“虎列剌”，就是霍乱。江新轮三天后抵达汉口港，立即被扣留隔离，经过半天消毒之后才被放行。

【马尼拉】

受不了美国的苛政

在八月的上海之前，先一步出现疫情的，是六月的天津与北京。

6月8日《申报》引用路透社报道：“由香港开往天津之昌新（译音）轮船，有搭客三人，先后患疫猝毙，迨至烟台即被验疫所扣留，验系肺炎病传染，现天津租界已准备预防。”

我们不知道在这三名香港来客暴死于船上之前，京津地区是否已出现疫情——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仅仅四天以后，路透社的报道已经是“京中近来疫势颇盛”，以刚刚从京师大学堂改名而来的北京大学为首，北京各学堂都提出了“提前放暑假”的预案，以免出现大面积的传染。

与北京疫情同时发生的，是千里之外的一条小新闻。小吕宋（马尼拉）华侨组织与广东商会分别致电上海华侨联合会与广东军政府，希望他们向美国政府（马尼拉时为美属菲律宾首府）交涉，改变马尼拉对华人的检疫制度。

两封电文内容一致，声称美国制定了检疫的“苛例”，凡是华人新到菲律宾者，无论工商男女，先隔离数日，再用针刺入肛门，取大便化验，以确定是否染上疫病。华侨与商会认为美国这样做“殊辱国体”，是一种辱华行为，因此希望政府出面交涉，取消这种例行检查。华侨联合会的电文里，还提出了替代方案：男的喝泻药排便，女的……女的就算了，要她们提供自己的大便，太羞耻了啊啊啊。

广东都督胡汉民向公众发布了这封电文，并@外交部。后续交涉如何，不得而知。

【上海】

被日本列为了疫区

八月底的上海，暑气仍然闷人。《申报》8月28日的这条新闻题为“租界时疫盛行”，点明瘟疫（就是上文说的虎列剌，霍乱）主要发生在公共租界，中外人士，死者不少。没有具体数据，但我们知道形势相当严峻，因为租界各巡捕房的警察探长，已经死了十多人。8月26日，总巡捕房一名“三道头”（三道杠的高级警官）西洋人也染上了霍乱，被送往工部局医院。另外，各国来沪水手，染疫死亡的，也已经有数十人之多。

同日同版的《申报》上，还配了一篇时评，说的是“西门外小菜场往南一带”，各家门上，满悬着纸锭，铙钹声、锣鼓声震耳，也就是说，家家都在办丧事。记者又来到闸北，看见各条弄堂里垃圾堆积如山，也不曾分类干湿，臭气熏蒸。记者感慨道：“近来租界已发现疫症，而尚不自清洁若是，呜呼迷信犹昔，不讲卫生犹昔，乌乎其为新国民？”

闸北，正是后来被称为“水中含病菌之多，为全世界之冠”的多次霍乱暴发点。

时评提到的两处地方，都在租界之外。从这篇评论看，当时上海租界中的疫情，比华界要严重得多，霍乱病毒是否像天津一样，由水手从东南亚带来？结合前面所说美属菲律宾强了检疫措施，不排除这种可能。

1912年的上海霍乱，我看到的材料很少，远不如1919、1926，以及“最为惨烈”的1938年大霍乱数据为多。然而，1938年记载的霍乱发病人数为11365人，死亡人数2246人。而1912年，只是笼统地说“死者数千人”。谁更严重，不好说。但两个年份有一个共同点，即因为战争与水灾的缘故，大批难民拥入，造成了霍乱病菌的大面积传播与交叉感染。

8月29日，日本将上海列为“有虎列剌症患口岸”，从上海驶往日本的所有轮船，都必须在港口隔离消毒。为此，内务部专门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要求上海方面加强管理，抵抗疫情。

8月31日，《申报》一面刊登工部局卫生处“极力施求，仍未消灭”瘟疫的消息，一面发表时评《警告居民（勿视为老僧常谈）》：

时疫之为祸，较兵革水火盗贼猛兽为尤烈，其潜滋暗长，出于我人之所不及觉，而蔓延至于不可收拾，今租界之发现，患疫者已有数十人，非速设法扑灭，则居民之性命危险，甚矣！

虽然，扑灭之责，不尽在工部局也。在居民自行防卫耳。污秽之必须扫除，饮食之必须清洁，起居寒暖之必须有节。种种防卫手续之必须预备，夫而后疫症传染之媒介可以除，种子可以绝，非然者，是自速其死而已，于人乎何尤？

这篇时评，等于一篇《防疫指南》，向市民建议的防疫方法：扫除垃圾，清洁饮食，按时作息，注意保暖等种种防卫手续，到现在也未过时。

上海霍乱的重灾区，在“西门外周泾浜及太平桥一带”（如果你不知道这是哪里，我另外说三个字“新天地”）。这里是江北难民聚集之处。霍乱传播后，小孩死亡极多，每天都有十多名，大都被脱光衣服，丢在路边，无人理会。幸亏有一名收字纸的人（老中国“敬惜字纸”，凡是有字的纸，有专人拾取送焚化炉，不能跟垃圾一同处理），每天负责背这些孩童的尸体到城里，交给慈善团。每背去一具童尸，慈善团给他两角钱，大约可以买三斤糙米。

9月22日，上海接到日本来函，承认上海为“无疫口岸”。

1904年法租界八仙桥及周围越界筑路区道路，即太平桥一带。

【温州】

红十字会在行动

9月4日，南京下关有一名外国人，染上霍乱去世。还有别的病人，住在马克林医院，病势沉重。而军队里，也发现了感染者，驻南京的第三师由师长洪承点下令各旅团营军医处，筹划预防方法。

9月下旬，霍乱终于传到了南京上游的武汉。有数人死亡，症状疑似霍乱，但似乎没有进一步的报道。

江苏省加强了各县的排查防疫工作。苏州号称东方威尼斯，沟汊纵横，但用水也极不卫生，喝茶做饭，洗衣服涮马桶，用的都是同一条河道里的水。因此苏州警局发出通告，要求城内各茶馆，及供应居民开水的老虎灶，必须雇用水船，到城外汲取清洁河水，“以重卫生”。只是这些愚民百姓，“不知公益为何物”，依然从城里臭水河里打水来卖，导致疫症流行。警局于是派警察到各老虎灶随机检查，如果发现水质不合格，就不准出售。新闻里说，因为这些派出的巡警“不善开导，稍用强硬手段”（什么手段请自行脑补），激发商户的反弹，认为警局是借此勒捐，乱收费，发起了全苏州的老虎灶罢市。整个苏州好几天没有开水喝。截止9月27日《申报》发出报道为止，还没有结束罢市的消息。

9月底，温州遭遇特大水灾，“瓯江浮尸列若繁星”，地方官绅来不及打捞的，没有漂入大海的，都浮在江面上，臭闻数十里，江里的鱼类根本不能吃。大灾之后大疫发作，不到二十天，方圆不过二百七十里的灾区，死亡人数达到300多人。温州地方政府一面致电浙江都督申请拨款，一面联合致电上海红十字会、赤十字会求助——对，这是两个慈善组织，赤十字会由张竹君于1911年10月创办，用意是区别于1905年创立、此时日益带有官方色彩的中国红十字会。这两个慈善会曾在汉口保卫战中联手救护伤兵，后来又辗转南京、苏州、杭州、嘉兴等地。可以说辛亥年有战争处，就有红十字会与赤十字会的身影。

张竹君女士小影（1904年第9期《女子世界》）

不过，史载赤十字会已于1912年4月解散。温州10月向上海发求援电，不知道是否未知赤十字会解散消息？

在后来温州救灾的报道中，就只出现了红十字会的名字。12月29日《申报》报道，红十字会多支放赈与救疫的小队，奔赴瑞安、景宁等灾情最重之地，但他们带去的棉衣银米，迅速告缺，只能急电上海催运。与此同时，红十字会还在负责河北地区涿州、良乡等地的雪灾救济，耗费棉衣六万套，米粮银钱约合大洋二十万元，但这些钱粮物资，只够125万灾民20天的用度。

最后，红十字会托顾问福开森，向美国欧洲各团体募捐。沈仲礼表示，因为责任重，存款不足，对于南北灾情，红十字会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再没有国外的援助，今冬每天冻饿病死的灾民将以百计。

【上海】

拆掉隔绝华洋的那堵墙

其实1910年伍连德主持扑灭的鼠疫，并非只发生在东北一处。上海同样遭受波及。当时，上海由英美工部局发起，“自锡金公所前面起至川虹路华界天保里口止”，在马路中间树起了一道铅皮墙，用来隔绝带有病毒的老鼠乱窜。说白了，这是租界自保的策略，想将鼠疫隔绝在租界之外。

鼠疫平息后，这一带地方的商人百姓，交通不便，多次呈请上海道，照会外交团，拆除这道铅皮墙。这一点外交团倒是没意见。但是拆掉这道墙之后，用来区分租界华界的这条马路，由谁来修复呢？又是一通交涉，一直从大清交涉到民国，才算谈清爽，南北马路，各修一半。这已经是1912年的10月底。

修路之争解决还不到二十天，租界又暴发了鼠疫。接连有商贩店伙染病去世。据报道，“查染疫者咳嗽痰带鲜血，现又时值冬令，与往岁东三省肺瘟相仿”。唯一比前年进步的地方是，因为1910年曾出现租界华人染疫，外国医院拒绝收治的情况，上海以红十字会副会长沈仲礼为首的绅商，发起成立了天津路公立医院，对于染上鼠疫的华人，免费收治。

1914年出版的《中国红十字会杂志》

《申报》昭告市民，如果一旦发现有人染上鼠疫，应当立刻将病人送入公立医院。如果家人不忍离开，医院也备有病毒疫苗，家人注射之后，可以留下陪护病人。倘病人不幸死亡，也可以照常殡殓，不必火化。《申报》报道并且强调：“盖该医院为吾华人自立之医院，与外人医院性质不同，如患疫之家迟疑不前，必至传染一家同归于尽，且恐延及邻里为害无穷也。”

而租界当局，也考虑到如果放任租界内外华人传染鼠疫，病毒又不是基因武器，不可能只传华人不传洋人，于是也派出医师，到疫区查看治疗，据报道，西医“用药水针在病人腿际刺入，灌以药水，以除疫疠”。中外协力，也是1912年上海鼠疫不像两年前那么严重的重要原因。

【东北】

庚子赔款开建五所传染病医院

8月29日以来，上海开往日本的所有船只，都需要在长崎停留隔离三至五天，接受检疫。

不过，严密的检疫制度，也未能让日本幸免于此次东亚霍乱。10月4日路透社电，霍乱在日本传染迅速，已经有十四个县出现感染者，一共有736人——比起上海的数十、数千等不确定数字，仍然精确太多。

而年末的鼠疫，也没有放过东北亚。12月15日，报载贝加尔湖有鼠疫发现，满洲里车站附近也发现了三名疑似感染者。第二天的消息，哈尔滨有三名哥萨克兵染上鼠疫去世。两天后，俄国发表声明，说这三名哥萨克兵，也即在满洲里车站的三名疑似患者。他们在阿尔诺地区捕食了几只旱獭（野味！），因此染上致命的鼠疫。好在中东铁路沿线没有发现类似情况，应该不会重演1910年的惨祸。

这当然是好消息。更好的消息或许是三个月前的一个决议。早在1911年，万国防疫大会因为东北鼠疫的惨重教训，提议在东北全境设立多家疫症医院。这项提议由伍连德博士上书中国政府，政府批准每年由满洲税关拨出8000英镑用于医院建设。

然而，1912年9月，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提出，当年的庚子赔款严重不足，需要用满洲税收填补亏空，建设东北疫症医院，难以进行。

9月18日，欧美外交团召开会议讨论此事，最后形成决议，从中国政府当年庚子赔款中拨出8000英镑，请伍连德博士赴东北设立疫症医院五所。等到东北的鼠疫完全消亡，五所专科医院改为综合医院。这些医院聘用的医生，将全部是来自海外的华人医科学生——作为一名海归医学博士，孙逸仙是不是应该放弃修铁路，而来这里主持东北的医疗事业？

中国现代防疫的开端

这就是1912年的瘟疫纪事。这是中国现代防疫的开端。当时《申报》感叹“验疫为保障人民生命之要务，关系实非浅鲜，我国于此等事向不注意”。

《申报》曾发表一封赴日人士来函，描述了日本检疫的经过。

这人在上海买船票时，就被邮船会社告知：到长崎会停船三天，头等舱客人检疫后可以上岸，二等三等乘客就只能留在船上。于是他就买了头等船票。哪知到了长崎，发现所有人都需要检疫，头等舱乘客只是优先检疫而已——这些叙述很让人迷惑，我猜作者可能认为头等舱乘客有特权，可以免检或走过场，不料检疫这事，当然一视同仁。医生发给每个人一个玻璃盒，要求乘客留置自己的大便。这当然比马尼拉的“刺入肛门”好一些，但也够让中国人为难了。作者的弟弟正在生病，此前乘船，一日一夜水米不进，根本拉不出屎，憋了半天，又吃了药，才“出便一次”。第二天医生又来，正式验病，一直到下午三点，才放他们这些头等客人上岸。

写信人一面感慨“虚费此三日光阴”，一面也承认“在日人之意，未尝不善，公务所在，自不肯轻忽”。他由是生出感慨：“我中华民国，卫生智识不知何日能发达，检疫之举，并关国权，又不知何日能如各国之设备周密也。”

9月24日，在上海应对灾情中立下大功的时疫医院（就是那所由红十字会牵头成立的免费医院）投书《申报》，一方面介绍了时疫医院取得的成就：“敝医院开诊以来，前后已全活三千八百七十余人，隐杜传染，关系非轻。兹幸秋凉，已届疫气渐见消灭，来院病人日形减少，一星期内定可一律肃清。”

另一方面，时疫医院希望《申报》劝告广大市民，注意饮食卫生，尤其秋天到了，容易致疾的螃蟹要少吃，尤其不要跟杮子一起吃，不然“必生霍乱，往往不救”。公开信的署名是“时疫医院沈仲礼朱葆三洪文廷同启”。

这么重要的中医常识，不知道《申报》有没有将之翻译成洋文，通知全球各大通讯社？而走过了108年的中国，达成报上那位写信人的愿望了吗？我国的卫生智识，算不算真正发达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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