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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智绵是电机系的，广东人。如果你在广东呆过，就知道那里的人出奇的固执。按说那里从始皇帝时代一直移民至明末清初，都是外来人口，但或许移民就是要珍惜传统，排斥异己，才能在瘴疬满地的岭南活出自己的空间？
郑智绵的斜上铺是一个叫汪曾祺的江苏人，喜欢唱京剧，常约着同学，带着胡琴，来宿舍唱戏过瘾。他一开口，郑智绵就骂：“丢那妈，猫叫！”北方人一向将广东话视为鸟语，反过来，把京戏称为猫叫也很有道理，咿咿呀呀，哪有帝女花分飞燕好听？
郑智绵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除了恨京剧，还有一点过人之处。他不跑警报。
“跑警报”是战时昆明人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云南省防空司令部制定的昆明防空警报，初期设空袭、紧急、解除三种，以兵工厂的报时音响器为报警工具，昆明市民称之为“烟囱”。汪曾祺到昆明的头两年（1939、1940年），三天两头有警报。预行警报是联大不远处的五华山上升红球，空袭警报则是一长一短的汽笛声。
警报一响，人人都往野外跑。只有郑智绵，不仅不跑，大家一跑，他就端起他的白瓷缸子，去锅炉房煮冰糖莲子，因为这时候整个新校舍静悄悄的，只有远处的炸弹爆炸声，没人跟他抢开水炉子。广东人爱喝糖水，红豆沙，绿豆沙，姜撞双皮奶，冰糖百合莲子，你一定要试试。
电机系属于工学院，整个西南联大，工学院人最多，土木、电机、机械、化工、航空，五个系总共有四五百人。工学院也最有钱，不管是院系还是个人。工学院要上实验课，材料非花钱不可，尤其是航空系。日机天天轰炸，人跑得了，房子跑得了。炸坏的房子要重起，来后方的人多，荒地也要新建房屋，土木系的学生就特别吃香，上了二年级就可以在外面接设计活儿，门路多的同学还能包工包料。连美军后来修机场，都要靠土木系学生帮忙。所以在战时的昆明，土木系最混得开。
偏偏有个北京来的学生，明明以贵州考区第四名的成绩考上了土木系，上了一学期，却整天琢磨着转系。据他自己说，考土木系是受画家丰子恺影响——丰子恺写过一本《西洋建筑讲话》！可是他不喜欢投影几何，不喜欢上制图课，下定决心转文科！
他来自北京，从小看着古城门旧宫三海，觉得自己理应学历史，就转去了历史系。这位同学叫何兆武。
历史系在文科里人也算多，跟中文系一样都是每年十几二十人。政治系法律系每年就只有六七个人。
历史系一共五六十个学生，老师有陈寅恪，有钱穆，有雷海宗，有姚从吾，还有个挂名的傅斯年。
有一天大家纷纷在传，说不得了，1939学年度来了三个海归的青年教师，都只有二十八岁，但全是正教授！两个理科，一个文科。理科的一个叫许宝騄，教统计学；另一个叫华罗庚，教数学，喜欢看武侠小说；文科那位教的是英国文学，叫钱钟书。
三位二十八岁的正教授，没人不服气。学生不服气的另有其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杨振声的儿子，也在联大念书。有一天他在游泳池边，听见一个外文系的老生抨击院政，说他父亲杨振声“任用私人”，把一些无学历无学问的人引进西南联大。谁都知道，这句批评指的是刚刚进校的师范学院国文系一位副教授。这位副教授在北平、昆明，都跟杨振声一起编过教材。
其实师范学院也是西南联大新设的二级学院，北大清华南开本来都不设师范学院，但云南教育厅希望西南联大能够为云南培养一些教师，壮大云南教育力量。西南联大迁校托庇于昆明，当然也不好拒绝。这个师范学院，一开始只是招收云南的中学教师，并不直接招收本科生，相当于一个进修中心。
因此，该副教授也不只在师范学院上课，而是分担了全校的通选课《大一国文》——这课的教材，也是杨振声与副教授一起编的，这更坐实了“任用私人”的指责。跟副教授一起担任《大一国文》教学的，是中文系系主任朱自清。“他们都是一伙的！”
那个外文系老生的批评，也是代表很多文学院教师的意见。比如治《庄子》的刘文典教授，就曾公开说：“同是教授，陈寅恪值四百块一个月，我刘某人值四十块一个月，那个谁……”他轻蔑地提到了那位副教授：“那个沈从文，他只值四块钱！”
杨振声的儿子找人打听了一下那位外文系老生的名姓。知道此人是天津人，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也是上了一学期转到了外文系。他是“随校南迁”的学生元老，参加了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湘滇黔旅行团，所以在学生中很有些名气，都说他明年毕业后，妥妥会留校当助教。
他叫查良铮，笔名穆旦。
穆旦是一位诗人
借此篇记念一位早逝的诗人
今天四十二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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