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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5日晚6时许,汪曾祺出生于江苏省淮扬道高邮县科甲巷汪宅。
 
苏东坡的时代有苏东坡,我们这个时代,有汪曾祺。
 
感情上的儒家
 
如果你去问汪曾祺,你是什么人?他的回答会异常简单:“我是一个中国人。”
 
在这篇《我是一个中国人》(1983)里,汪曾祺给了自己一个定位——“儒家”。儒家不等于士大夫,前者是一种思想与感情倾向,后者则是一种身份与群体认同。
 
 
汪曾祺这个儒家,完全不是那种要“内圣外王”的国学大咖,他自己说得分明,“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里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
 
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
 
我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
 
我喜欢这样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是蔼然仁者之言。这样的诗人总是想到别人。
 
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不但喜欢“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而且还宣称“这种曾点(子)式的对生活的无追求的追求,乃是儒家正宗”,这并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儒家,甚至也不是“儒家思想”——汪曾祺谈到中国戏曲时,说戏曲“非常自觉地,过度地强调教育作用”的特点源自“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
 
因此汪曾祺每说到自己受儒家影响更大一些时(总有评论说他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总会补充一个说明:“我所说的‘儒家’是曾子式的儒家,一种顺乎自然,超功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
 
其实,汪曾祺这个“儒家”,还不仅仅是曾子式的,也是孟子式的。所谓孟子式的,一是主张“性本善”。既然性本善,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在尘世中迷失本性,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汪曾祺的解释很清楚:“性善的标准是保持孩子一样纯洁的心,保持对人、对物的同情。”
 
而“赤子之心”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家乡、亲眷与童年的依恋。汪曾祺说,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思想”:
 
“人之一生感情最深的,莫过于家乡、父母和童年。离开家乡很远了,但家乡的蟪蛄之声尚犹在耳。“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不论走到天涯海角,故乡总是忘不了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思想,西方人是不大重视的,但是这种思想是好的。”
 
——《平心静气》(1996)
 
汪曾祺1980年后三次回乡,每次都倾尽热情,满载乡谊。他将这种对故乡的热爱,同样看作“不失其赤子之心”,是“能保持新鲜活泼的、碧绿的童心”。
 
 
二来,孟子强调“浩然之气”,“虽万千人吾往矣”,又曾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被朱元璋打入另册,《孟子》也被删得七零八落。汪曾祺看上去“随遇而安”,充满道家气息,实则择善固执,对于“对人对物的同情”,他固执,对于写作的“没词儿”“没戏”,他固执,对于“贴到人物写”,他更固执,至死不渝。不管是横逆加身,还是亲友苦劝,虽万千人吾往矣,真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外圆内方”,并非要求人人像海瑞那样不近人情,但又强调“士不可不弘毅”。“外圆内方”放在汪曾祺身上,基本合辙,他不是一个浑身长刺儿的孤傲之人,但内心的狂狷之气,岁月与世事也难以消磨。孔子定义“狂狷”是“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在文学上,汪曾祺完全符合“进取”与“有所不为”两大标准。
 
哪怕是画世人眼中最富贵也最秾艳的牡丹,汪曾祺的题画诗也有着逼人的狂狷之气。1986年他送给宗璞的牡丹画题: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临风亦自得,不共赤城霞。1991年他为张抗抗画牡丹,题曰: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
 
大道从来直似斜,汪曾祺骨子里是一朵临风自得、不借霞色的牡丹。
 
 
这是一个活庄子
 
汪曾祺在1989年写过一首四言打油诗《我为什么写作》,精练地概括了自己为人为文的特色:
 
我事写作,原因无他:
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
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
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
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
人道其里,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
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颇通达。
如此而已,实在呒啥。
 
“人道其里”是儒家无疑,“抒情其华”则不那么“儒”,虽然孔子说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但语言不是儒家的长项,汪曾祺也承认,他于写作,继承得更多的是庄子的传统。
 
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教中学时,桌子上总摆着一本《庄子集解》。比起孟子的“滔滔不绝”,年轻的汪曾祺明显更偏好庄子的“汪洋恣肆”。到了晚年,汪曾祺将汪洋恣肆纳于“平静中和”之中,铸就了自己特有的文章风格:“将文言和口语糅合起来,浓淡适度,不留痕迹,才有嚼头,不‘水’”,要义是“气韵生动”,这就是所谓“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汪曾祺还常常引闻一多的《庄子》说,庄子的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语言本身就是目的。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汪曾祺对各种语言的吸收,可以说是细大不捐,海纳百川,古典的,古白话的,新文学的,民间的,方言的……他曾经劝王安忆要学习北方话,其要害是书面语与口语的随脚出入,北方话可以做到,南方方言就很难。汪曾祺写高邮方言,正如乡贤秦少游填词用高邮话,能用到让人感觉不到他使用了方言,也像汪曾祺推崇的扬州骈文大家汪中,好处即在“写得那样自然流畅,简直不让人感到是骈文”。语言到了化境,就没有必要再去分辨这到底是古文、方言还是口语了。
 
不光是语言,为什么总有评论说汪曾祺充满道家色彩呢?因为“与人无争,性颇通达”确实也是汪曾祺的最大特点。从1920年出生,到1980年重出文坛,再到1997年去世,汪曾祺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与文学。我们可以看他晚年时的文字,你能想象他是经历那许许多多磨难劫数的人吗?与汪曾祺同期成名的路翎晚年曾有言:夜莺在笼子里关久了,已经不会歌唱。汪曾祺倒好,似乎将20世纪40年代的记忆与手段都封存进了幽微的深处,一旦复活,仍然能接着歌唱。他在1990年写过一篇《闹市闲民》,写等车时的一位老人:
 
“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远的不说。敌伪时期,吃混合面。傅作义。解放军进城,扭秧歌,呛呛七呛七。开国大典,放礼花。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大家挨饿。“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四人帮”垮台。华国锋。华国锋下台……
 
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拨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
 
这是一个活庄子。”
 
看这段,总觉得也是汪曾祺的夫子自道,尤其是“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考察苦大仇深的20世纪文学史,舍汪曾祺其谁?
 
儒家道家之间,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孔子问礼于老子,韩非师从于荀子,而取法于《老子》。庄子将对自由的追求,发挥到了极致,乘风凌虚,亦避世逃世。偏偏“闲民”而居于“闹市”,才成就了“平静中和”。
 
 
我们时代的苏东坡
 
汪曾祺有一句名言“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经常被人引用,也经常被人误解。
 
在我看来,这句话跟汪曾祺引闻一多那句话异曲同工,即语言(文字)不只是形式,还是目的。生活如水漫过,如非刻意思索,其实留不下“深刻”。不是说深刻不好,而是各有眼光,各怀心事,车匠打不得镢头,米商也炕不出小鸡小鸭。
 
上面引的《我为什么写作》,其实题目起错了,说的是“我怎样写作”,并没有回答“为什么”。“百无一用,乃成作家”,百无一用的人多了去,总不见得人人都成作家。汪曾祺1983年有一篇小说《卖蚯蚓的人》,里面倒是老老实实讲了“我为什么写作”,为了“什么”:
 
“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用你们的话说,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
 
不想论断,只想了解、欣赏、描绘,就是汪曾祺写作的动力,也是他写作的追求。正因为汪曾祺想了解“吃什么和想什么”,所以他尊重每个人——无论他是士夫商贾还是贩夫走卒——的想法,他们的欲望。由吃什么与想什么,可以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尤其是饮食男女。1980年汪曾祺首次给多年未见的表弟杨汝絅去信,仅凭信封地址中的“隆昌”二字,他就向表弟提出:“隆昌的泡菜坛,很好看。能写一点关于泡菜坛的散文么?”杨汝絅给大哥去信时赞叹:作家的杂学真让我佩服。
 
不夸张地说,汪曾祺开创了“饮食文”这一流派。此前的古今散文随笔,记录饮食佳味的固然不少,考证食物源流的亦所在多有。但汪曾祺写美食,将经历、考据、物产、风俗、烹饪熔于一炉,至于旁及人情世事,文献方言,无所不包,无所不写。我编《汪曾祺文学自传》,初时只从自传文字摘引,后来发现他的许多人、地、事的回忆,都掩藏在饮食文章中。这不是“好吃”这么简单,而是打通“吃什么”与“想什么”之间的篱笆,获得了对己对人对世的全面感知。
 
 
从思想上的儒道互补,到生活上的童心盎然,再到文思的活泼流转,行止自然。方之古人,其唯东坡居士乎?
 
我常常开玩笑说,东坡一生,功业不大,除了杭州的苏堤,没什么值得提及的政绩,但文、诗、词,固然超绝一世,能善待物产,创制东坡肉,成为可能是唯一一道还活在席上的宋时菜,其功德亦极大。
 
东坡也是“随遇而安”的典型人物。眉山老家,东京汴梁,可以过得快活,密州黄州,惠州儋州,照样觅得乐处。“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苏东坡是儒也学,道也学,佛徒也常有来往,但他学理统不精深,近代史家钱穆曾说,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因为他“对事物并没有一个完善的理想标准”,他只是靠聪明来应对时事。曾国藩论“三不朽”,将苏东坡归入“立言”,也就是道德功业无足取,但藉其文足以不朽。
 
然而古今善为文者多矣,苏东坡能够成为生前身后无数文人的偶像,文辞之外,必不可少的,是其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达兼穷独的儒道精神,还有,就是赤子一般面对生活的好奇与热爱。这一切,我们在汪曾祺身上,也都可以看到。
 
因此,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称颂东坡的话,移用来形容汪曾祺,也就不会太离谱: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原文刊于《名人传记》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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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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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作品《野史记》,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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