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地下通道里，我的老师汪曾祺没有读者 | 早选-杨早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昨天，《汪曾祺别集》的编委之一、汪曾祺的弟子龙冬，在北四环的一个过街地下通道，摆了近四小时地摊，售卖《汪曾祺别集》。

北京练摊儿记

龙冬/文

2020年6月4日星期四下午。

我照常都是两点左右午饭，然后稍微躺一躺，可是今天不成，要出门练摊儿，为了后天周六《汪曾祺别集》个别编委的售书正式练摊儿，一个人先去体验尝试尝试。

我是真正练过摊儿的。几十年前，在东华门寒风中卖橘子，三轮板车上护栏里的一堆橘子被我一个个用白线手套擦拭得晶亮，闪耀着玻璃的彩光，橘子皮擦亮了就好卖了。中山公园售书，夏夜露天睡在折叠钢丝床上，白天那床上摆满了中国古籍。在北大，在人大，校园林荫弯道上，中午的食堂门外，鸟鸣和喷香的饭菜味道在空气里悬浮着。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多么庄重，多么干净好看，他们没有一个朝我注意一眼，他们也很少注意我的书籍，他们步伐匆匆。

今天，午后脑袋昏昏沉沉。我提了两套新近先行出版的《汪曾祺别集》，一套八本，一大瓶农夫山泉，还有一张粉红的塑料垫布，来到北四环路安徽大厦西侧一处过街地下通道。在出门前一刻，我又一回犹豫要不要带上小泰迪嘎嘎。霎那间，我望着他渴望和我一起出门的可怜眼神，下决心还是把他带上了。不带他去，是考虑到万一遇到什么不测总是累赘，他跟着也是受罪。带上他，是个伴儿，否则自己一个人不免孤单。这时，我想到曾经短期住在布拉格写作，有时一个人无所事事，从住处步行三五分钟来到那座闻名世界的查理大桥。桥头桥面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如织。在这座横跨伏尔塔瓦河两岸的古老桥面两边，几乎布满一个连着一个的地摊儿，出售名城旅游纪念品的，演奏卖唱的，人像素描的，也不乏乞丐，他们永远把头深埋在光滑锃亮的石钉地面，头上罩着连领衣帽。乞丐的身边总是安静趴伏着一条大狗。过路人看到那可怜巴巴的红眼大狗，也会给摆放在嘴边的不锈钢狗食盆里丢下几个克朗硬币。硬币落入的动听声音，让那狗的眉头轻微舒展，他的眼皮也会跳动几下，眼睛里都是无辜委屈。我想，我的嘎嘎兴许也会派上用场，他不是我的累赘，他从不给我麻烦，他只会给我帮助。所以，我要多多带上他的零食，牛肉奶酪小食棒，我们就这样的去练摊儿了。嘎嘎出门即刻一泡大尿，尿得一滴不留，仿佛他知道接下来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

这是下午两点四十分。地下通道里已经有了一个水果地摊，一个旧书摊，一个花卉盆植摊，一个日用、拖鞋、钱包小皮具摊和一个出售立体动物、风光画片的摊子。在我的《汪曾祺别集》地摊之后，又加入了一位年轻女士的女性首饰摊。

“你卖书，我也是卖书的，能挨着你吗？”我问那个旧书摊主。

他站起身，“您别挨太近。”

“您看多远合适？这儿行吗？”我在与他的摊子相隔四五米的地方站住。

“不用不用，没那么远。”他追上来，似乎有一点过意不去。

我退后两步，“这儿，成吗？”

“成成，没问题。”他说，“瞅瞅，您带什么书？”

他看我牵着嘎嘎，一下子腾不出手，主动帮我铺展垫布，帮我摆放图书。一边做着，他说：“就这几本书？能卖什么钱啊！而且，你这还都是新书。现在有几个人看书啊，都看手机，走路都看手机，真看书的一般只认旧书。再说，新书哪儿都能买，你卖不出钱。”

我跟他说，你知道汪曾祺吗，今年是他诞生百周年，我是他的学生，也是这个书的编者，这可是一套最好的选本，有必要的注释。他说他当然知道汪曾祺，却反反复复强调告诫我，你这书地摊儿上肯定卖不动。他说他摊子上的旧书一般都是十块二十块一本，到五十肯定就卖不动了。他的旧书都是人家当成垃圾废纸卖给他的。这位旧书摊主终于找到一个能和他谈谈书籍的同行。他哀叹北京某大学一位老教授夫妇离开人世后，他们的子女把那么多藏书当成垃圾处理，因为要马上腾空装修房子出租。他说那些子女根本不懂这些书籍的文化价值是可以变成很多钱的，也许几本书就顶得上一年的房租收入。

旧书摊主老陈，他比我晚生四个月，我还是叫他老陈，他的上下门牙都是空的，张嘴只有两边各有一两颗牙齿暴露出来。我的嘎嘎蹲在地摊上十分好奇老陈的大嗓门和飞快语速，这时也在张嘴应和着，不过嘎嘎将要九岁了，他除了三四粒门牙，其他的都掉光了。

地下通道里手机联通信号全无。我想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屏蔽之前，最后看看有什么重要信息，特别是要通知《汪曾祺别集》的出版统筹、浙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分社的社长金马洛，他知道我要先行尝试练摊儿，也许他也正在赶过来的路上，我得告诉他我的手机没有信号，我在地下通道里。

我怀抱嘎嘎盘腿坐在地摊上，脚前是铺开的《汪曾祺别集》。通道里有微风荡来荡去，我把口罩一直拉到兜住下巴颏，我不想遮蔽自己。这处地下通道就在我住处大院门外，那些下班或出门的熟人有看到我，也有根本注意不到我的，只有一位靠近了问一句，“你这是响应国家号召摆地摊儿吗？”其他路过的熟人看到了，基本都赶紧回避着我，有的被我叫住了，个别热情打打招呼，大多流露出对我这个城市无业居民的同情目光，还有居然将我视为完全陌生。后来碰到一位熟悉的博物馆馆长，我低声对他解释，我这是行为艺术，体验体验，拍拍照片搞宣传，因为今年是我的老师汪曾祺先生诞生百年，我们编辑了这样一套他的作品。我觉得馆长大人似乎没有完全领会我的意思，其实我也说不透自己的意思。

再来说那旧书摊主老陈吧。我问他一天到晚摆摊儿，解手怎么办？他说，尿尿，就上去到街边小树后头解决，大的，早上出门前在家解决，摆摊儿基本不喝水少吃东西。他说，摆摊儿男的，哪个不得前列腺炎！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前列腺炎是否和憋尿或饮水少有关？要么就是长时间的低矮坐姿？老陈又说，他家有一万多册图书，他经营旧书地摊儿已经有了十年。他现在照料着病中的老母亲，不一定天天出摊，每天也没有固定时间，照他话说：“咱们自由职业嘛！”说完，那张空落落的嘴巴哈哈自嘲一笑。老陈大概一周能卖两百元。他看出我的疑惑，补充说：“我当然不能靠它了，靠它还不得饿死！”

我问：“除了摆摊，你主要做什么？”

老陈站着说话，身体忽然轻飘起来，就势往白色脏污的瓷砖墙上一靠，“我做股票啊，做股票！”

这回可是轮到我哈哈大笑了，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笑了半天，我说：“你做股票，你做股票……”我简直说不下去了，连续咳嗽。

“唉，”老陈忽然显得有点羞涩，“我做股票，赚钱的。”

“你，做股票，赚钱？”我还是忍不住笑着。

老陈也笑了。不聊了，聊不下去了，他低头转身去照料他的摊子，并且他那边的水果摊主才是他说话的忠实听众。老陈后来又聊了一些，我就不写了，他的话题大多涉及鲁迅、徐志摩、康生这些人物的历史典故，边说边乐，讲的真真切切，也颇为生动。

我盘腿坐在地摊垫布上，嘎嘎坐在我身边望着我。猛然想起他的零食，从腰包掏出来给他吃。吃了，还要，再给他。吃了，又要，按说是不能再给了，想想，还是给他。我觉得靠在肮脏的瓷砖墙上，后背寒冷异常，赶紧坐直身体，我意识到这会引发一场严重的感冒发烧。

斜对过那位卖首饰的年轻女子出现了，很朴实的样子，人也富态。自行车后座驮个方正扁木箱，侧立起来，打开，箱盖边上镶一圈银色闪烁小灯泡，箱内和箱盖摆满挂满了耳饰、项链和发饰、戒指，她说这些廉价首饰都是广东那边生产的。她前阵子不能摆摊，因为两会。她问我，你知道两会吗？两会是什么你知道吗？绝对不能摆摊儿的。她说，就是现在，也不能随便摆摊的，你也不要再招人来这里了，千万别招朋友来了，否则通道里摊位多，太乱，行人来不及看，大家生意都不会好。她说，摆摊儿多了，城管也要赶走我们。我问，现在城管会赶咱们吗，不是国家允许的吗？她说，谁说允许，再说，允许也可能是将来要指定地方的，那不叫地摊儿，是规划的大市场。我想起上面这些话，此前老陈也对我讲过。我把他们对我讲的在这里揉合起来了。

这位首饰女摊主隔天来地下通道摆摊，她说摆地摊儿属于兼职，她的主业是“前台”。我问什么前台，宾馆饭店吗？她别别扭扭半天，说：“公安局。”

“我的妈呀，你是有靠山的！”我说。

“也不怎么，也不怎么。”她谦逊地答道。

眼前是众多的腿脚往来穿梭，看久了头晕恶心。猛一抬头，出版人金马洛拎着两口袋书站在我面前，这时已是三点四十分，我已经在这里蹲了一个小时了。

马洛来了，我真高兴。他先是背着手弯腰到老陈的地摊看书，如同上面下来的干部体察民情，左右翻翻，立即买下三本，而我这里不要说开张，路过的没有一人注意我。刚刚一群放学的身着校服的高中生路过，我友好地问他们，同学你们知道汪曾祺先生吗？他们沉默，视而不见，赶紧走开。马洛给老陈开了张，一家伙老陈就收了四十多元的流水，我有一点嫉妒没了门牙的老陈。

那个首饰女摊主这时从提包里掏出塑料袋，把脸埋进袋子里吃东西。我问她，怎么才吃饭，这算午饭还是晚饭？她说不是饭，是水果，出来摆摊儿不吃饭也不喝水，就吃一点水果。

我对马洛说，自己后背大概着凉了，恐怕要生病。马洛赶紧返回停车的地方，从车上拿了两把便携式野外帆布小折椅。坐下来，马洛要我在他手机上看看他昨天的诗歌新作。可是，我这个时候的世界里完全没有诗意。我说了两声，你写的好。

我发现，老陈并不坐在自己的摊位上，而是甩手四处游荡，拎着他的小马扎找别的摊主聊天，或者他坐在距离自己摊位一两米的距离。行人路过，老陈的摊子如同无主照料，在喧嚣中衬出了局部宁静感觉，翻书的顾客得以安心专注选书。直到有人拿起一本书扭头四下寻找摊主的那一刻，老陈好像脑袋后面也长了眼睛，慢慢走过去，这就又成交一笔。

我跟马洛说，我们不能坐在摊子上，离远一点，但是嘎嘎要在摊子上守着。嘎嘎真是少见的“好狗”，他不出声，也不怎么动。他在汪曾祺先生的后头蹲守着，时间长了，他会扭转身子歪起脑瓜，用两只后爪轮流挠挠耳朵，或者将头勾到腹部舔舔小鸡鸡，然后改为卧姿，视线专注地左右望着来往的行人。时间很快过去了，天色渐晚，人流加大，可是没有人看我的书，在这个地下通道里，我的老师汪曾祺先生没有读者，更没有粉丝，粉丝全都属于我的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