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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杨早。
 
我们这个月的共读主题是“如何重建‘老北京’”。关于这个主题,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挺奇怪的”,为什么我们要重建老北京?这是一个需要掰扯的命题。
 
“重建老北京”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我们在地理的意义上,器物的意义上来重建,比如说改造前门,改造琉璃厂,或者上次我们去看的宣南,像浏阳会馆,湖南会馆这些地方,会改造成那种仿古的街区。还有一种重建,是在纸上或者是在心里重建,就是我们通过大量的资料整合,通过我们的行走,配合实地调查,最后在心目中重建一个老北京。
 
当然这二者相比,我比较倾向于后者。我记得在很早以前,看过设计师贝聿铭的一个访谈,他当时就断言说北京已经没有什么保存的价值了,因为北京已经拆得差不多了,留下的一些四合院什么的,它只有一种单独的建筑上的文物意义。但是整个城市来说,北京已然不太值得我们去保存了。贝聿铭当时说,北京已经不行了,苏州还有可能,所以他建议大家把目光,有关部门把资源,都投入到像苏州这样的城市保护上去。
贝聿铭与苏州博物馆
 
确实,在贝聿铭说完这些话的十几二十年之后,苏州平江路的改造,被大家都称为非常成功的一种改造。有一年的元宵节,我是在苏州过的,印象特别好。原因就在于在那条看上去已经被“整旧如旧”地变成一个仿古街区的平江路上面,我还能够从一家家庭经营的小店,买到一碗汤圆,让我感觉特别的好。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对于历史的这种纪念,或者说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做文本的工夫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光是这种文本的想象,是否可以撑起我们对于“重建”(不管是北京还是别的城市)的这种需求。
 
 
这里我也说三点。第一点是想起一件往事——最近不是在录《先生之风》吗?在1931年的时候,钱穆被聘请到北大当教授,他就开了一门课,叫做《中国政治制度史》(后来出版书名叫《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门课开讲之后,很有意思的是,历史系没有一个学生去选修,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当时历史系的负责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民主时代,没有必要去了解专制时代的历史了。所以这一年历史系没有人选修,反而是北大法学院的院长周炳琳,他认为中国学生了解政治史,比较多的是西方政治,对中国的政治的知识是一个短板,所以来选修钱穆这门课的,全部都是政治系的学生,后来才慢慢带动了历史系的学生来选听。
钱穆
 
现在回头看北大历史系这种想法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不再用那样的制度了,我们就可以不去了解它了?
 
但是现在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的,如果它现在不能为我服务的话,那么它就是没用的。比如说城墙以前是用于城市的防卫,到现在城墙能有什么用呢?现代城市的防御体系完全用不着城墙,城墙是不是就不应该存在的?
 
昨天江河关于南京城墙的描述里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城墙,还是不一样的。城墙的存在,它会带给人一种历史的思绪,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就能够体会到这块地方的历史内涵,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认知城市的第一层次,不是说“没用的东西就不应该存在”。
 
 
第二点是,是不是把历史古迹能够整旧如旧的复现出来(不管做得好还是坏),它就是我们的目的?其实也是因为录《先生之风》,正好写到梁思成,梁思成与古建筑,也是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梁思成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以后,回到中国,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东北大学创造了中国的第一个建筑学系。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没办法,他跟林徽因又一同从沈阳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以后,正好有一位父执,叫做朱启钤,创建了营造学社。营造学社一开始也是请一批搞文史的老先生,但是他们完全无法通过故纸学问来研究建筑。因此朱启钤找到梁思成,邀请他担任研究部的主任。
 
梁思成在美国学的是西方的建筑设计,他在美国的时候,他父亲梁启超给他寄了一本书,那就是著名的《营造法式》,当时刚刚在江南图书馆发现的,但是梁思成看不懂,感觉像“天书”一样,他怎么样去理解《营造法式》,这就变成他的一个课题。梁思成首先熟读了印行于1734年的清代建筑手册《工程作法则例》,他还利用当时营造学社承办了故宫的修葺的机会,找到了两位一辈子都从事维修故宫清代建筑的老木匠,跟他们一起来学习。用梁思成的话说,有《工程作法则例》当作为教科书,木匠们作为教员,用清代宫殿作为教具,才能对清代建筑有一个完整的认知。
陶刻本
 
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办法通过这样做,来深入地接近《营造法式》,因为《营造法式》是一本宋代的建筑手册,还需要有相邻时期的实物作为印证。这个时候梁思成在通过朋友的介绍,发现了蓟县的独乐寺,于是开始了他的野外考察。
 
野外考察并不容易,因为梁思成从小生活在大城市,他的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交通干线,他对中国乡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他要找的中国的古建筑,都藏在中国的辽阔的大地上。
 
当时的交通条件确实很差,比如说要去蓟县,蓟县在北京东面80公里,每天早上6:00有一班公共汽车从北京发车。梁思成跟几位同仁一起去的蓟县,这是他的第一次冒险旅行。到了蓟县的当天晚上,梁思成打电话回北京报平安,说“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每一宿是一毛五”,这就是梁思成第一次离开交通干线的经历。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梁思成全集》?因为我对建筑也不是很懂,但是我很喜欢看《梁思成全集》里面,他关于旅行的记述,比如说他去正定考察隆兴寺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冷水根本就不能喝,因为里面全是寄生虫,大部分人喝这种水,都会腹泻,只能在旅店喝开水。但是野外考察一去就是一天,哪儿能有洁净的饮食呢?当时就是那么艰苦的条件,在《何廉回忆录》里面也有类似的记录。这都是非常难得的种经历,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了。但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梁思成走了15个省,记载了2700多件古建筑的资料。我特别佩服这样的研究精神。相比起来,咱们的走读是太舒服了。
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
 
我认为,面对怎么样处理古代城市和建筑的时候,首先是了解,了解是第一位的,不管你从何种角度去了解——这跟个人的知识结构、天赋、兴趣什么的,都有密切的关系。
 
有人可能喜欢了解一下城市的形制,有人可能喜欢了解城市里面的街道,以及街道附生的民俗。我可能更喜欢的去观察与体会的,是时空之间的某种勾连。今年“人间烟火”成为一个热词,我就觉得“人间烟火”最有意思。隆兴寺是很好看,独乐寺也非常好,但是旅行当中的有没有碰到土匪,能不能喝水,能吃什么,交通状况如何,这个是我特别关心的。我觉得这就是人间烟火。
 
就像昨天江河文章里写的,她在南京城墙上漫步的时候,突然会看到三楼的一家三口,还有小婴儿向她们露出笑容。我就觉得,对于一个对生活有感知的人来说,十个朱元璋,十个大明朝,也未必比得上一个婴儿的笑容,这就是人间的烟火。
 
 
第三个层次,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人间烟火和我们的历史认知结合起来。其实像北京的人间烟火,我自己体会最深的,是以前在北大的时候去那种大集,包括现在住郊区,周边也有各种大集,他们还在用农历在计算着集市日期。
 
但是人间烟火并不都是可爱的,人间烟火是以实用为先导,有很多不美的地方。很多人喜欢去日本,特别是像京都那种地方,就在于那是往往能够把人间烟火和审美做一种有机的结合,而这恰恰是我觉得在中国眼下非常缺少的。如果要“重建老北京”的话,我不认为把人都搬走,然后把地方改成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好的做法。恰恰相反,我喜欢的是平江路那种,虽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文化的所在地,一个主题街区,但是我仍然能够地街上买到一碗汤圆,这是我比较赞赏的,重建一个古老城市的一条路径。
平江路上的汤圆店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有过一桩往事,就是在1970年代,曾经有人提议把故宫的东华门西华门打通,然后让一条公交线路从太和殿门前穿过,在那里设一个站点。
 
好些年前,我跟很多人一样,说到这件事,觉得特别荒诞,特别荒谬。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回头想起来,我还蛮喜欢这个创意的。大家想想,太和殿门口有一个公交站,大家每天在那里等下车,人欢马炸的,挤挤涌涌,冬天人群喝喝着地冒着白气,背后是肃穆无言的太和殿。这是皇上登基的地方,这是很非常朋克的一个画面,非常有意思,非常后现代的一种表达,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前两年大奔进故宫,大家觉得愤愤不平,其实愤怒的内核,是公共资源被提供给特权人物使用,一般人是没有资格开车进故宫的,但是如果把故宫开放出来,太和殿前的路面,我也不管文物不文物了,能够开放出来变成大家走的一条道路,我个人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在我看来,这个皇宫是世界上最无趣的地方,我很不喜欢皇宫,虽然它美轮美奂,虽然它富丽堂皇,但我还是很喜欢“平凡人能够随便走进皇宫”的那样一种场面。
 
这是我对“重建老北京”的一点感想。好,谢谢大家,我是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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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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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作品《野史记》,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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