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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半个月都在外面跑,去了广西北海、贵州的贵阳、安顺,四川的成都、绵阳、北川,还有绵阳周边盐亭、梓潼、江油等等地方。这一长串的行程,我觉得如果有一个线索能够把它们串起来,那就不单单是一趟“行之旅”,而且也是一趟“思之旅”。
 
而我为这趟行程找到的线索就是“地方”。
 
首先说说我在这一趟旅程当中看了两部电影,一部电影是因为要参加一个研讨会,所以去看了《金刚川》。
 
先不说这个电影本身怎么样,在我看来,这个电影是完全和“地方”脱节的一个故事。虽然它里面使用了江西话、四川话、山东话、河南话这样一些元素,但是故事的整个构造,正如所有的这种只能言好事不能触及暗面的主旋律片一样,它里面缺乏地方性的线索。匆匆走过了几个朝鲜人的背影,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参与到故事当中。在敌我双方的斗争当中,这种地方性也是完全没有呈现出来,就连两个四川老乡的朦胧的情愫,也是显得那么的革命友谊。
所以仅仅是将方言带进来,并不足以让一个故事产生地方性,这个故事像是悬搁在历史和地理上面的一个故事,所以整体上不是很站得住的。它也许像《南京,南京》那样想表现所谓“普遍的人性”,但恰恰这种“普遍人性”,缺失了地方性的映衬,其实是有点站不住脚的。
 
第二部电影是我在梓潼看的,张艺谋的《一秒钟》。这部电影有意思在于它真的是太好评论了。好评论到我都不想去详细的评论它。
 
《一秒钟》的主角根本不是父女,或者是长得跟章子怡差不多的穿着小花棉袄的小姑娘,它的主角其实是“电影”,而“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主角,是因为它设置了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二分场。二分场的人那种反复表现的,甚至有一点点过于细致的对电影的呵护,渴望、热爱,不能不让人觉得是导演自己的某种投射,但是这可能又是某种写实,因为在那样一个西北的一切娱乐都被断绝的孤岛,电影完全有可能像抗战时期一样,成为很多人寄托精神向往的一个对象。而《一秒钟》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外来者的闯入,动摇了电影作为圣灵一样的地位。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外来者和已经既成结构的“地方”之间的闯入与干扰的故事。当然最后外来者与“地方”达成了和解。
 
因为不知道电影从被禁止参赛到得以公映,中间加了什么减了什么,我们也不好再评价整部电影,但是整个故事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事实上故事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觉得也是关于电影和地方的关系的描写,甚至片中的影片是一个跟“地方”完全没有关系的故事《英雄儿女》,但是这部电影仍然会引起巨大的热情,观众的欢笑和泪水,这是很有意味的一些镜头。所以我还蛮喜欢这部电影在这一方面的表达的。
另外我还在飞机上重读了一本书,贵州戴明贤先生写的《一个人的安顺》。这本书也是特别有意思,安顺以前在我的脑海里没有那么清晰,可能大家想起安顺,会想起天龙屯堡,会想起黄果树瀑布,但是这本书让你重新认识了一个抗战时期的贵州安顺,那是一个黔滇之间的要道,因为战争的缘故反而变得更加繁荣。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下江人来了》那一章,下江人带来了京戏,带来了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吃食,还有就是男女“吊膀子”,一男一女并排走这样的风气等等,这都搅动着整个小城。外来者的这种涉入,会让“地方”显得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两天我去了北川。去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个消息,因为2008年北川县城在地震中被毁,北川县城南移,安县就划出了一块地方给北川,包括现在作为北川新县城的永昌镇,这次划分产生了一个变化,把安县本来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作家(我们在小说民国的时候也读过)沙汀,把沙汀的墓园划到了北川。这样一来,变成了到底沙汀是属于安县(现在叫安州区),还是属于北川,就变成了一个有疑问的问题。
而一旦沙汀的墓到了北川,就跟北川本身的地方性又产生了一个结合。之前北川最重要的两个历史文化元素,一是大禹,大禹“生于西羌,石纽为证”(李学勤),这是当地论证了很多年的,也做了很多年的研究和建设的文化元素。另外一个元素是羌族文化,关于羌族,大家可以参看一下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羌族在中国历史上确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汉末的时候,但是可能羌族得到的关注,远远不如它实际的作用那么大。
 
我在羌族民俗文化纪念馆参观的时候,解说员就斩钉截铁的说:大禹是羌族人。其实我们不知道大禹那个时候,羌族这个民族有没有成型,但是如果从“地方”来考量的话,这种叙事就很有意思。
而沙汀呢,他是安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由于他及其同志的努力,才会让后来红四方面军在安县打了一场挺著名的战役,叫做“千佛山战役”,包括我看到了当地搜集的《红军在安州》的资料,你会发现当时安县这么一个小地方,它居然向外每年输出的粮食是2亿斤以上。史料还包括当时红军跟地方军阀政权是如何争夺这块地方的。再回过头去看沙汀的那些描写,不管是《困兽记》还是《淘金记》(我们读小说民国的时候,选读的是《在其香居茶馆里》,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就会发现川北的这种民风,风土,民俗,跟我们比较熟悉的李劼人、巴金的四川书写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状况,它又带有很强的这种边地色彩,带有很强的边缘性。这正是有了“地方”这个概念作为串联之后,带来的新的视角,我觉得很有意思。看完这些东西以后,我突然觉得要好好回头重新读读沙汀。这个人当过我们文学所的所长,一向被认为是左翼的重要作家,但是将沙汀和他的作品,跟地方性做一个结合的话,我觉得又能看出新的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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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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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作品《野史记》,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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