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2021.1.15）去城里治牙，十点坐上地铁。在行进中读到微信朋友圈杨早转发的一篇吴福辉怀念老友王富仁的文字《生命也因质朴而美丽》，感觉甚好，当即在朋友圈转发，说“怀友佳文，知人之论”。还给一个打赏。钱数不多，表示我的欣赏。

 

十点半，坐在牙科诊所候诊室，又看到杨早发来最新信息，称“在一个群里看到，子善老师报告诸位一个不幸的消息：吴福辉先生今晨在加拿大突然逝世，享年82岁。医生诊断心脏病突发。他前一天还与学生微信聊天。”陈子善老师的消息可能来自吴福辉的儿子，他们在加拿大一起居住。他的儿子微信称：“今天早上我爸在家中突然去世，医生诊断心脏病发作。”

不敢相信。半小时前不是还在读他怀念王富仁么?不是还给他“打赏”吗?怎么他自己也像他说王富仁“不留地址便突然远行”呢！一时间，竟有些神思恍惚。进到牙科手术室，躺在手术椅上，身上覆盖了厚厚的遮光罩，在黑暗中听到牙钻钻进牙床的滋滋声，脑子里叠次出现几次见到吴福辉的场景。

 

1981年春夏，因为研究生论文去京沪搜集资料。到北京先找了乐黛云黄侯兴两位先生。听说我研究对象茅盾的纪念馆在圆通寺，过去看看，见到刚从北大毕业不久在那里工作的吴福辉。谈些什么不记得了，但肯定与硕士论文写作有关，因为他很慷慨地送给我一本他的硕士论文打印本。那时四川闹水灾，在去成都的火车上读吴福辉的论文，题目：《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火车走走停停开了两三日，我也读了两三日。当时的感觉是，好像脑子某一处忽然开窍了。吴福辉的知识积淀特别是学术视野，使我惊讶之余，也感惭愧。论文中有不少原创的东西，有一些我感觉可称为真知灼见。关于四川作家沙汀小说的分析尤见功力。他分析国民党代理县长洗脸的文字，使我开始明白什么是文本细读。吴福辉这篇论文对我有深远的影响。

 

我后来去佛山的大学任教，前后近二十年。吴福辉有没有去过佛山，记不太清楚。我老伴记得是去过的，在学校报告厅做过演讲。1994年至1995年我到北大谢冕洪子诚二位先生处访学，好几次去万寿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当时是副馆长兼中国现代文学丛刊实际负责人。通过他，我得以复印了初版的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那年寒假携回佛山，据以写出《论汪曾祺40年代小说的两种调子》。后来投到丛刊，给发了。这是我在丛刊发表第一篇论文。过了一些时候，吴福辉特意写信告诉我，论文发表后他问了一些学者，反响还不错。

那段时间我正为睡眠呼吸障碍所苦，夜里睡不安稳，常做很辛苦的梦，感觉就要窒息。请教大夫，说可能是睡眠呼吸综合症，建议手术。当时适逢北大校医院拟外请专家来校为患者手术，我去验过血，交了手术费，等待排期。在现代文学馆见到吴福辉，说起这事。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他做过这样的手术，还是名家执刀，在协和医院。手术过程极为痛苦，太难受了。他说劝过老钱（钱理群）不要手术，用进口呼吸机比较可取。现在也这样劝我。我信了他的话。后来在医院确诊此症，主任医师也不主张手术，建议使用呼吸机。二十多年来，我先后买过好几台呼吸机，每夜必用，一直感觉很好，甚至觉得是呼吸机救了我的命，否则早死了。吴福辉身体向来很好，人又魁梧高大，就是九十年代初因睡眠呼吸障碍诱发心脏病，半夜去医院抢救，这才有后来的手术。不知道这回的心脏病最后一次发作是否与此有关。如果是，可能有点大意了。嗟乎，福辉兄！你的建议让我受益匪浅，我却只能在蜀地无奈接受你在异域遭遇不幸的噩耗！

 

还有一次是王富仁在汕头大学召集学术研讨会，第一天大多数参会者还没赶到。我和吴福辉晚饭后在校园散步，我听他讲他的家世过往，他周围的朋友，等等，平和的讲述中透出的那种真诚，让你绝不怀疑他的每一句话的真实性。当时的感觉，这不是一个“学术大咖”，而是一个即之也温的人，望之并不俨然，听其言也并不“厉”，像是你的一个兄长。你完全可以信赖于他。

我感觉吴福辉是一个性情中人，这从他怀王富仁的文字看得出。他哭王是真的哭，是真的“悲从中来”，不是假惺惺做戏。他说“富仁是我们这些人中最接近大师高度的学者”，这是真的，但也只有吴福辉会讲这样也许得罪人的话。

 

吴福辉的文字表述我喜欢，是一种既符合汉语规范又不失灵动机智的语言，读起来特别舒服，“顺畅与轻松”，令人“畅美欢悦”（杨早《吴福辉“暗算”现代文学史》）。比较而言，王富仁以思辨见长，他那种洋洋洒洒数十万言，高屋建瓴式的气势和雄辩，在学界并不多见。他首发于《文学评论》的《<呐喊><彷徨>综述》，让无数学人振聋发聩为之心折。

现在说说我对王富仁的印象，那就是低调，谦逊与“不讲究”，这与吴福辉的印象是一致的。

 

1994-1995年北大访学期间，我与同访访友沈奇、文海去北师大看王富仁，他请我们去学生饭堂旁边的餐厅吃饭。人很多，挤在一张小桌子上喝酒。说到“半路出家”的某些困窘（王富仁与我均是外语系本科，后转治中国现代文学），王富仁说，你得这么想：既然咱们半路出家，要是话说错了，说得不到位，也没啥，咱半路出家嘛，不能同科班出身的比; 可万一说对了呢，那不是咱进步了吗。是不是这个理儿？

 

吴福辉说王富仁“质朴”“诚朴是他骨子里的东西，不是附着物”，的确如此。我请他去我供职的学校做一次学术讲座，他爽快答应，对接待规格、报酬什么的完全不在乎。清楚记得，两小时讲下来，没有拿我递过去的瓶装水，而是掏出烟来，点上，深吸一口，瞬时香烟短了一大截。一支抽完，立即续上第二支。此时才腾出嘴答复学生的问题。后来我用我的二手富康车拉他去四会市走走。一辆小车塞进五个大男人，王富仁被挤在后排中间，请他坐到副驾驶座他也不肯。就这么挤着跑了两天。只要允许抽烟，吃什么都行。一路和陪同的三位老师谈笑风生，滔滔不绝。这是一个非常本色的王富仁，像基层干部，又像工人农民，唯独不像大学名教授。

吴福辉，王富仁，这两个待人以诚，像是兄长的人，如今都离我而去。他们一个比我大七岁，一个比我大五岁，当他们面我是以“兄”呼之的。但自退休以后，远离学界，在西南一隅隐居，再没有与他们联系，连他们的情况都不太知道了，就是逐渐“相忘于江湖”了罢。但我心里，是没有忘记他们的。现在因为吴福辉悼王富仁的文章，和吴福辉突然离世的消息，竟在前天几乎同一时间读到和听到，就将记忆深处的一些小事搜寻出来，写了以上的文字，寄托我对他们的哀思。

 

杨鼎川

 

2021.1.17 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