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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在《元周记》的阅读邻居读书会上，土城提到了民国元年的剪辫法令：
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法是不可能完全执行的。如果明知道法律制定出来肯定要打折扣，执行不了，为什么要立法呢？这对于民国政府的威严是一种损伤啊。可是，为什么立这个法？可能跟我们制度思想中的习惯有关，我们喜欢把意识形态的东西塞进法律，让法律去执行意识形态。剪辫子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立场，是新与旧的界线，那么你必须在短时间内决定选择站边，而不是等待自然转化。但这容易造成一个错乱，因为各地必定在变通民国法律，在执行的过程中打折扣，不会一律执行，像大家都知道的王国维、辜鸿铭，他们就一直留着辫子。所以到了1928年，民国又重新下令，这等于是之前的立法失败了嘛。把意识形态上要求站队的东西放到法律里执行，多半要造成执行不利、错乱的情况。
⚪剪辫子
因为法令无法执行，许多城市里面出现了帮人剪辫子的热心群众。大家看过鲁迅的《风波》，农民七斤就是在上城去的时候，被人把辫子剪掉了。这样的故事在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各个城市都在发生，甚至造成了人员死伤，被剪辫的，剪人辫的，都有死伤，变成了刑事案件。
在审理这些案件时，法官就很为难，他不能宣布硬剪别人的辫子是合法的，死伤勿论；但也不能说它不合法，因为有政府法令，规定国民限期剪辫。这里就有了法律的内在冲突，法律与舆论一道，鼓励了一种积极的自由，就是剪别人辫子的自由，同时极大地压抑了不剪辫的自由。
⚪电视剧《大宅门》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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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阅读邻居“读法年”。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配合历史与时事，来思考下“立法者思维”的问题，像最近上面规定，返乡必须有7天的核酸检测，后来这个“乡”又被定义为“农村”。那么这条法令就内在包括着很多的问题。
在农村能否做到严格执行？
需要耗费多少的行政力量去监督执行？
各级政府会不会层层加码或一刀切？
如果严格执行，广大农村需要耗费多少成本？
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漏检、错检，误报，甚至有意的谎报？
面对这些问题，返乡核测的规定，就跟剪辫法令一样，是没有操作说明与成本核算的。正如土城所说，它更像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立场的表达。
⚪消息
所以最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实在不好说，会不会重现去年春节的“硬核抗疫”，破门，绑人，封村，堵路……大家拭目以待。
中国幅员太大，层次太多，以致立法的时候，不可能是照顾所有的特殊性，只能按照普遍性状况来思考。而“普遍”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想当然耳。
从立法的初衷，到执法的效果，再到法令对社会的影响，几步之间，会有很大的裂隙。时间会展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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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代孕”的争议，其实也是如此。
十年前我就呼吁过上现代文学课的学生，不要光看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更要去自己了解一下“典妻”（也就是古代的代孕）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的实情。
《为奴隶的母亲》实际上是一个极端案例——不是说一定不真实，但它是个极端案例。一个农民他把自己的妻子“典”（就是租）给了当地地主。妻子只好舍下了家里还在吃奶的小孩，去了地主家。她为地主家生下了一个小孩，小名都跟她上一个小孩相似，她甚至慢慢习惯了地主家的生活。但是，过了哺乳期以后，农妇就被太太赶出了家门，又回到了自己依旧贫穷的家。
⚪连环画《为奴隶的母亲》
在这个故事里，所有的因素都是齐全的，阶级差距，剥削阶级的恶，男权家庭，贫穷带来的无奈，幼儿的可怜，等等，应有尽有。看了以后，很容易激起道德的义愤。
就像郑爽代孕、弃养（这个词用得不当，姑从之）的大瓜爆出来后，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赶快建立《反代孕法》？因为现在代孕在中国是不合法的，但是怎么处理参与代孕的相关人员，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前几天还有一个“代孕退货”的案例，当事人也还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处罚。
那是不是我们制定一个《反代孕法》，不管是雇主、代孕者、中介，全都判刑，就能控制住代孕这种现象？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那不是立法者思维。
代孕会变成一个有规模的产业链，是因为它有着非常明晰的需求，处以重罚，只会让它的成本升高，绝不可能禁绝代孕。
而且代孕这件事，在伦理上的争议也还存在：到底人有没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出租自己的子宫？如果说不能处置，那穿耳洞呢？整容呢？如果说有的能，有的不能，那判定能或不能，分界点又在哪里？
⚪BBC纪录片《代孕者》（House of Surrogates）
事实上我们看史料，元明两代都曾经禁止过典妻，但都办不到。其中政府的执法力度根本达不到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典妻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又有它的合理性。
我们看鲁迅的《祝福》就会知道，一个寡妇，如果丈夫早死，她又不愿意改嫁，或者有孩子需要抚养，一般就必须依靠家族的支持。如果没有家族助力，寡妇很难取得必需的生活资料。但她又不能自卖自身，因为家里还有人需要照顾，这个时候“典”自己，就变成一种相对可行的选择。这种寡妇自典的例子，史料里可以找到不少。
在《为奴隶的母亲》的故事里，如果我们先不考虑道德因素，从出典方来说，丈夫典了妻子，但是又没有把她卖掉，几年之后，妻子仍然会回到家庭，继续保持家庭的某种完整性。而在买方的立场，大妇无子，想求子嗣，纳妾的成本与不确定性都太高，再说大妇也不会高兴，使用“典妻”的方式，得到了子嗣，又不必长期负担作为工具人的母亲的费用与外部性，当然也是划算的。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明清的典妻主要发生在相对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而并非贫穷的西北，就在于它体现了一种经济学思维，为各方面的需求寻找到了一个结合点。
⚪民国典妻契
对于这样被现代文明认为是“丑恶”的社会现象，要批判它是很容易的，但是想要改变它，首先要理解它背后的运行逻辑，再去思考，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消除或抵制它的动因与吸引，这都是立法者需要考量的。如果立了法，又不能执行，那法律权威丧失带来的影响，比不立法还糟糕。
包括《民法典》规定的“离婚冷静期”，还有最近上海规定离婚三年内购房按离异前购房套数算，等等，这都是属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直给”。立法者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婚姻与房屋买卖会变成一种捆绑性的关系？为什么又只有中国人，不惮于用解除婚姻的狠招，来谋得一种购房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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