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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入城之后,中央苏维埃教育部长徐特立发现红军士兵在入住大户人家房屋时,将主人家的藏书用来引火煮饭,或者将书抛弃得满院都是。据说某日徐特立进入学街的杨干之家,发现满院是书,徐特立随手翻检,发现有不少《古逸丛书》。他惊喜且感慨地说:“我读书的时候,要二两银子才能买到一本。”
 
为了保护遵义古籍,徐特立主动出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委员,要求全县封存藏书,并建议总政治部通知红军各部队,今后红军路过大小城镇,都要严禁损坏书籍文物。从此红军长征的宣传标语中,加入了“请爱护书籍”这一条。
柏家公馆里,红军二进遵义城时写下的标语
 
徐特立认为贵不可言的《古逸丛书》,刊刻者正是遵义“沙滩三杰”之一黎庶昌。另两位是郑珍与莫友芝。
 
晚清外交官中,最有名的当然是曾纪泽、郭嵩焘,“状元使臣”洪钧(就是娶了赛金花那位)名气也不小,还有巨爱写游记的张德彝(从《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共约二百万字)。连成天正事不干总想着举报郭嵩焘的刘锡鸿,也连带着成名了。
 
但我自己最欣赏的外交官只有两位,一位是富顺老乡宋育仁,甲午之战时想从澳大利亚招募白人义勇军直接冲击东京那位;另一位就是黎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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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道光十七年(1837)生于贵州省遵义府。与他同年出生的人有慈安皇太后、张之洞、德川庆喜与茜茜公主。
 
沙滩黎家是贵州少有的书香世家。黎庶昌的伯父黎恂更是考中进士,外放浙江桐乡(茅盾丰子恺家乡)知县。他归乡时带回了三万卷书,超过了整个贵州省藏书的总和。黎恂在家乡教了十四年书,对桑梓文化贡献至巨。“沙滩三杰”中,郑珍是黎恂的外侄兼女婿,莫友芝是黎恂的弟子,黎庶昌是黎恂弟弟黎恺之子。不过这三杰都不太会考科举,一个中进士的都没有。尤其是黎庶昌,碰上贵州苗民起义,停考十五年。
影宋绍熙本谷梁传(古逸丛书之二单行本)
 
1861年,24岁的黎庶昌想方设法异地高考,跑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不出意外落第了。第二年改元同治,朝廷开“恩科”,黎庶昌再考,还是没考上,这下连回乡的盘缠都没了。
 
此时的北京,刚刚从英法联军的烧掠与先皇驾崩的惊恐中苏醒,局势一片混乱。朝廷号召官民上书献策,可是,刚刚发生了辛酉政变,连亲王都杀了两位,谁敢胡乱言语?诏书颁布一个多月,无人上书。
 
黎庶昌绝处求生,冒死上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篇大论,指斥庸臣,胪列时弊,被朝廷树为榜样,要求该生再次上书详述其见。当然他这些改革意见都没有被采纳,但朝廷为了广开言路,特赏黎庶昌知县,分发曾国藩大营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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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黎庶昌走上了被称为“风尘俗吏”的坎坷仕途,就是说,从基层干起。
 
在曾国藩大营,黎庶昌被委派稽查保甲,1864年清军占领南京后,又被委派办理善后事宜。1865年,黎庶昌升直隶州知州,随曾国藩赴山东剿捻,两年又入丁日昌幕,历署吴江知县、青浦知县。
 
曾国藩对黎庶昌颇为赏识,后来黎庶昌列名“曾门四大弟子”,还在老师身故之后,编纂《曾文正公全集》,又亲自编写《曾文正公年谱》。
黎庶昌所撰曾国藩传略,内有宫岛诚郎抄录黎庶昌题识。
 
不过,正因为跟曾国藩关系好,继任的李鸿章不用黎庶昌。黎庶昌只好继续当他的俗吏,不过他办事干练,深得上官好评,连“淮阳堤工支应”“荷花池厘金局榷务”这样的俗官也当得有声有色,同时也积下了不少个人财产(这一点很重要)。
 
光绪二年(1876)是黎庶昌人生中的转折点。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檄调黎庶昌充任三等参赞。当其时,出任外交官,是一件颇需勇气的事。郭嵩焘湘军名宿,尚且被骂成“郭鬼子”,被称为湖南同乡之耻。黎庶昌能够慨然去国,其见识超乎时人之上。
丁宝桢等大臣为中外保举使才员名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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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调为驻英三等参赞,年底抵伦敦;
 
1877年,任驻德三等参赞,赴柏林;
 
1878年,任驻法三等、二等参赞,调巴黎;
 
1879年,参加开凿巴拿马运河筹备,游法比意奥德,任驻西二等参赞,赴马德里。
 
这一时期,黎庶昌作为外交官的最大功绩,一是参加筹备开凿巴拿马运河,黎庶昌代表中国政府,投下了赞成票,最终会议以74:8,通过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决议。这是中国人首次参与影响世界的举措。
1887年,法国人施工时的工地
 
1881年,游英法荷比瑞德,派充出使日本钦差大臣;
 
1884年,因母亲病逝丁忧,自日归国;
 
1887年,丁忧起复,再任驻日大臣;
 
1891年,任满离日。
 
黎庶昌出使日本前,曾回京师陛见,与慈禧太后有一段对话,很有意味:
 
太后问:“你从哪里来?”
 
对:“臣从日斯巴尼亚国来。”
 
问:“在哪一国住的久?”
 
对:“驻过四国。英国、法国、日国俱一年多,德国只有半年。”
 
问:“共有几年?”
 
对:“五年。”
 
问:“你把外国的情形说说。”
 
对:“西洋都是以经商立国。英国最为富强,法国、德国次之,日国稍觉贫弱。”
 
太后说:“他们都讲究练兵哪?”
 
对:“是。他们都讲究练兵。英国水师最多,大约有五万之数。”
 
问:“外国船只有什么新样子?”
 
对:“西洋样子是常常改换的。”
 
问:“派出去的翻译官办事都安静否?”
 
对:“都安静。”
 
问:“你会说外国话否?”
 
对:“英、法两国的话略僅几句,但都不能说。”
 
太后说:“总得要翻译官哪!”
 
对:“是要翻译官。”
 
问:“外国官员常见面否?”
 
对:“常与他们的外部相见。”
 
问:“日国离法国多远?”(此指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
 
对:“日国在法国之南,紧与法国相连。”
 
问:“你从外国来,走了多少日子?”
 
对:“由法国马赛到上海,走了四十多天;上海到天津又走了四天。”
 
辞行的时节,又是一番对话:
 
太后问:“国书领到否?”
 
对:“已领到了。”
 
问:“这去是先递国书否?”
 
对:“是先递国书。”
 
问:“递国书是到他们的都城吗?”
 
对:“是。”
 
问:“你走哪里去?”
 
对:“臣由上海动身去。过天津时,尚要与李鸿章商量一切事件。大约年内可到日本。”
 
问:“见他们的国君是怎么样?”
 
对:“先到他的外部订期,然后至宫里呈递国书。见面不过是点点头,仪文甚简。”
 
问:“是站起么?”
 
对:“是。”
 
太后说:“他们也还恭顺。”
 
问:“你在英国见过否”
 
对:“见过多次。”
 
问:“他们的外部就同我们的总理衙门吗?”
 
对:“是同总理衙门一样。”
 
问:“有事是对他外部说否?”
 
对:“是向他的外部说。”
 
问:“你带几个翻译官?”
 
对:“臣打算留东洋旧人。”
 
问:“日本是与中国同文否?”
 
对:“日本虽与中国同文,然他的字另有个读法。”
 
说:“也与西文相似。”
 
对:“是。”
 
问:“带的随员多么?”
 
对:“臣不敢多带。现在经费艰难,臣都要与总理衙门李鸿章商量过。”
 
太后说:“要管束他们,不要贻笑外人。”
 
这一年,是光绪七年,距中日爆发战争的甲午年,还有13年;离两宫出逃的庚子年,还有19年。
贵州省博物馆藏《黎庶昌夫人赵曼娟墓志铭》拓片。该墓志铭为黎庶昌在日挚友藤野正启之女藤野真子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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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廷派驻日本的大臣中,黎庶昌不仅是历时最久的,而且也是功业最大的。
 
黎庶昌任驻日大臣期间,探知日本即将出兵朝鲜,电促北洋抢先发兵,挫败日本攻朝计划,又因为长崎事件与日本外相井上馨谈判力争,取得惩凶赔偿的成果。
 
然而,黎庶昌的努力,只能延缓而非阻止中日战争的到来。1894年中日之间开战,黎庶昌闻说中国军队败绩,常痛哭流涕,并捐银万两以助军饷。他曾坚持反对这场战争,战前即致电李鸿章,希望避免与日开战,因为“日本蓄谋久矣,朝鲜犹其外府也。战固难胜,让亦启侮”,建议“布告列邦,以维持属国”,用西洋各国的力量来维持和局。《马关条约》后三国干涉还辽,基本上印证了黎庶昌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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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在日本公使任内,因为相对和平无事,他就自掏腰包,在日本大量收集古书。
 
明末清初的动乱,导致大批书籍在中原、江南失传,但在日本仍有留存。日本文人后来自称华夏,视中国为蛮夷,与这一现象不无关系。黎庶昌作为第二任驻日公使,比起前任何如璋的无所作为,他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开始或亲自购置、或委托下属,将国内原本认为已佚的古本尽量收集,于1882年在日本开刻《古逸丛书》二百卷,三年刻竣,传回国内,纸贵一时。徐特立说他读秀才时《古逸丛书》二两银子一册,并非虚言。
据日本旧钞本影刊单行本《日本国见在书目》,为《古逸丛书》第十九种
 
自此之后,中国士人始认知中华失传古籍,或可在日寻获,近代文化史上中国古籍还乡之旅,自斯络绎不绝,可与欧洲文艺复兴从非洲回流古希腊罗马典籍,相提比论。黎庶昌开拓之功,不可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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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在晚清人物中,经历非常独特。他早年管理庶务,从底层起步,洞悉清朝社会的种种弊端,后来周游世界,眼界之广,历时之长,可称晚清第一,因此具有一流的国际政治眼光。他于东西洋诸国,独推重英国:
 
默察该国君臣之间,礼貌未尝不尊,分际未尝不严。特其国政之权操自会堂,凡遇大事,必内外部与众辩论,众意所可,而后施行。故虽有君主之名,而实则民政之国也。(《与李勉林观察书》)
 
国政号令之所从出,人情之趋向,亦以英国为最整齐。一履其庭,即知该国之可与联和,而不易与竞争。中国与外洋立约通商,以英之码头为最多,其贸易亦较他国为盛。窃谓今日时势,似宜有一二强大之国,深与结纳,以为外交;殆未可一律相待,使无轻重厚薄之分。欲择所从,则莫如英为宜矣。俄虽与国为邻,而行事谲诈,欧洲之人,无不心畏而恶之,此殆未可深恃者也。(《上沈相国书》)
 
整个晚清的外交危机,主要就是与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英(法)、俄、日。朝臣之中有联英、联俄之争。黎庶昌曾经将当时局势比拟为春秋战国,而春秋战国,国交之间的有效策略是“远交近攻”,因此黎庶昌主张联合离中国比较遥远、对中国没有强烈领土要求的英国,相比之下,黎庶昌主张的外交路线似更有远见。
 
1892年,黎庶昌归国后转任川东道道员,在重庆创洋务学堂,两年后选十二人留英。而1895年成都教案发生后,英国领事指名黎庶昌担任中方代表,后因黎庶昌重病未果。同年张之洞保举黎庶昌再任驻日公使,同样不果。
黎庶昌像
 
三年后,1898年1月,黎庶昌病逝于沙滩老宅。沙滩的黎庶昌故居,我前几年去过,现在是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孩子们在院子里打乒乓球,跳跃奔闹,一片欢腾。
 
黎庶昌去世前,沙俄攻占了旅大,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他去世后五个月,皇上颁布《明定国是诏》,史称“戊戌变法”。两年后,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中国办了四十年的外交迎来大崩盘,再行收拾已是20世纪了。
 
(本文主要材料引自黄万机《黎庶昌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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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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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作品《野史记》,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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