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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北京那些被拐卖的妇女 | 杨早讲史

1906年北京社会有一件大事,就是“济良所”的成立。济良所是干什么的?主要是收容那些被拐卖、被逼为娼的女性,帮助她们自食其力,重返社会。

这件事的起源,来自1906年3月爆出的“张傻子虐妓案”。《京话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大混混张傻子,买良为娼,无恶不作,所开的玉莲班,有个香云妓女,被婆家瞒了娘家卖出,落在张傻子手里(京中妓女,发誓赌咒,常说如有屈心,必落在张傻子手里,傻子的狠毒可知)。有个姓赵的客人,跟香云很要好,香云愿意嫁他,赵姓的力量来不及,香云托他,寻找自己娘家亲人,以便大家想法子。赵姓跑到永清县,居然把香云的父亲找来,可恨张傻子,知道了这回事,不准他父女见面,故意把香云藏起。这天赵姓又来,张傻子要讹他,自己把盆景打碎,跑到协巡第四局控告,诬赖赵姓欠他五十块钱,要帐不还,打碎了他的东西。第四局送到协巡营,经杨帮统问实,张傻子倚着奉官上了捐,诬告游客,刁恶万分,打了四十军棍,枷号示众,并把犯事的情由,写在一幅白布上,背在他身后,派弁兵押定,鸣锣游街,各下处界内,要叫他通统游偏[遍],还得自己诉说情由,劝同行的人,别再倚上捐欺人,不说便打。好痛快呀,好痛快!论张傻子的罪名,杀有余辜,犯案多次,都用银钱买通,逍遥法外,今天被协巡营这们一办,大快人心。从此开下处的,鱼兵虾将,都得收敛收敛了罢,此等小人,从来没有露过脸,自从上了捐,美得他们五脊六兽。像张傻子这样的虽不多,开下处的,好人也实在少,打一个镇吓百个,办得实在妙,办得实在妙。

张傻子这种恶霸,跟想救妓女的客人起了冲突,敢于率先报官,诬指赵客欠钱毁物,新闻里两次出现“倚着奉官上了捐”、“上捐欺人”的字句,表明了这件个案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与京师娼妓业的合法化有很大关系。

据史料记载,道光以前,京师“绝少妓寮”,至咸丰之时才“妓风大炽”。同治年间修订颁布了《大清律例》,更是删除了关于“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照例治罪的内容,实际上等于默认了妓院的合法存在。1905年清廷设立巡警部,正式对娼妓、优伶业征收税款:“北京罢巡城御史,设工巡局,那桐主之。局用不敷,议推广税务,遂及戏馆、娼寮。”1905年12月,内、外城巡警总厅取代工巡局后,仍抽收妓捐,按月缴捐者为官妓,否则为私妓。正是这种娼妓合法化的进程,让张傻子们有了比之前更大的胆量,“美得他们五脊六兽”,之前“犯案多次,都用银钱买通,逍遥法外”,而今上了捐,更敢于将与妓女、嫖客的冲突公开化,甚至诬告对方。

3月14日,《京话日报》发表《张傻子竭力运动》,点出“工巡局收押张傻子,外边很有人替他运动;他自知罪大恶极,难逃国法,情甘破家赎罪”,给工巡局的老爷们戴上“自爱声名,断不至被他买动”的高帽子后,仍然指明“钱能通神”、“防不胜防”,“请诸位多加谨慎,声名真要紧呀”。

《京话日报》在数日后又报道了一个“恶鸨”阿三奶奶。报道控诉她“前三年骗娶恩姓女为媳(小名龄儿,班名银凤),逼令卖奸,虐待的十分可惨”;而事情的揭发,是由银凤的姊夫访明真相后,“到魁顺班叫出银凤,揪扭着阿三奶奶,跑到第四段协巡队喊告”。

1906年5月3日,《京话日报》用“专件”的形式刊登了“坏事高”的长篇报道。

坏事高本名高得禄,跟张傻子一样,是远近闻名的狠毒地痞。他去直隶顺德府内邱县,谎称自己是“有功名的人”,又是正定府等三家盐店的东家,骗娶了乔家十九岁的女儿乔迷胡。婚后才三天,坏事高就把乔女带上火车,拐到北京,卖到了八大胡同。

乔迷胡的父亲,到坏事高所说的盐店看女儿女婿,碰了个大钉子,“又到正定府访了几天,有人对他说,怕是受了北京人的诳骗了罢,他这才进京。一个人也不认识,在街上瞎找,把带来的盘费花净,又脱下身上夹袄变卖,夜晚就在街上睡”。有人指点他,到妓院集中地去找,找了七八天,终于撞见了自家女儿,跟一个老妈在街上走,头上脚下都改了样子。乔父立即向巡捕控告,警局用了五天时间,才将坏事高缉拿到案,打了几十杖,勒令交出身价银350两。

坏事高按律该充军发配。但是“西局里几位问官”、总办帮办,都认为“此等恶人,若是充发出去,他的神通广大,不上一年,必定逃回来,逍遥无事,仍旧是毒害良人”,因此打算仿张傻子的前例,让坏事高游街示众,再无限期监禁。

这也是仿张傻子案的前例。早在3月9日,张傻子案刚刚发生,《京话日报》就曾报道张傻子被捕之后仍然嚣张,“有人听他向同行的声说,罪满释放,必把香云致死”,编者据此呼吁“有管理之责的,若不激[彻]底根究,释放之后,必定要毒害人命。此匪罪案甚多,枷满永远监禁,亦不为过”。

有了这一系列的报道,开办济良所的呼声就大了起来。《京话日报》甚至公开指责京城政府:为什么不像上海那样,开办济良所?为什么收了妓捐,却不能保护妓女这个弱势群体:

上海地方,设有济良所,妓女受了虐待,自然有处声冤,愿意从良的,也不致老鸨禁阻。收妓捐的本意,原是借着捐的名目,暗行限制的法子,不是因他行业贱,专专罚他出钱。京城开办妓捐以来,两三个月,并没谈到这回事,小人无知,开下处的,可就长了声势了。若早早的设立济良所,张傻子那敢这样大胆?

上海济良所发起于1896年,由美国传教士包慈贞(Bonnell)“目击浦江流域,洋场十里间,淫风流行,妓娼日盛”而发愿创立。最初的发起人为“同道西女五人”,四出募捐,于1897年10月,“赁西[熙]华德路圣公会老牧师吴虹玉先生住宅为会所,收养迷路落魄及不愿为娼之女子”。1901年,包慈贞“鉴于沪市陷于罪恶中女孩为数颇广,亦有自幼失怙,擅自走迷,若不予以救济,则将永沦于惨痛之中”,在熙华德路正式发起成立上海济良所,专以救济不幸女子为目的。是为济良所正式设立。上海济良所的管理主要由西人负责,但亦有华人的参与。

1905年,严信厚等士绅13人为了扩大济良所的影响和方便妓女投所,筹设济良分所,经过筹备,于当年租下上海福州路181号,建立起济良分所。次年,六名妓女结伴来投,此事惹怒了妓院的经营者,一群老鸨、恶棍、地痞流氓聚集在济良所门前,向所里投掷石块,“福州路差点儿被妓院老鸨们的怒火点着了”。济良所的管理者不得不求助于租界巡捕,才驱散人群。事后,巡捕房还专门派了两名巡捕到济良所看守数日。

3月12日,《京话日报》刊出了官民合作创办济良所的倡议:

协巡营帮统杨钦三副戎,惩办张傻子一案,大快人心,因此又动了不忍之念,想要趁此机会,开办济良所,就跟统带王勤齐观察商议,意见相同,打算约请名望最好的绅士,大家筹一笔款项,就在前门西一带,找地方开办,仿照上海济良所章程,凡妓女受了领家的凌虐,准其呼喊巡捕,送入济良所,由官择配。这件事情若办成,真是功德无量,开办经费,可以由大家捐凑,大约也用不了多少钱。本馆听说这话,又想着要多事了,有肯助成善举的,就请书明助捐数目,交本馆先行登报。

京师济良所之设,比上海的创立济良所,意味更加复杂。而官方的介入,给了济良所某种政策上的保证与保护,使其免受京城地痞流氓的骚扰,这也是《京话日报》一开始就拟定的策略。

《京话日报》热心京城济良所事业,有其自身的触因。《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的妾室段耘蓝,即因家贫无依,姨母诱骗,流落青楼,1899年嫁给彭翼仲。当张傻子事发,协巡营帮统杨钦三来与彭翼仲等商议如何处置玉莲班妓女,杭辛斋提议设济良所,段耘蓝“闻而大快,当年之隐恨,将欲籍此事以弥补之,力劝余实行”。济良所缺乏经费,段耘蓝率先在《京话日报》刊出大字告白,声明“捐助二十元,俟开办之后并愿入所尽义务照顾伤病”。

《京话日报》又提出了筹集经费的主张:“所有玉莲班的妓女六名,大可招人领娶,定出一个身价来,不必拘定向来的官价。这本是特别的新鲜事,无妨通融办理,并可防将来的弊病,免得插圈弄套的人生心。所有身价,都捐入济良所。有乐意多捐的,还可以推广女工艺,多多益善。办此等事,千万不必太拘。”《京话日报》一再强调“不必太拘”,或许是因为上海济良所初期的经费主要来自捐助,但北京的民间富庶程度固然无法比拟上海,士绅的热心程度也难以企及,更可行的道路是从官方获得政策许可,以妓女的身价银子作为经费的主要来源。当然,这样做也会产生一定的弊端。

4月3日、4月4日两天《京话日报》的“本京新闻”,连续刊登了《济良所已经开办》、《济良所收到总厅移交人口》。这两则报道点明了济良所的急迫性缘自“总厅存留妇女多名,急于安置”,并提供了“不愿为娼”的七名妇女的姓名与年龄。

两天后,《京话日报》刊出了《妓女爱群》,报道某妓女托人带来三百斤面票,作为对济良所的捐助。虽然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捐助者不愿让报纸刊登自己的名姓,但《京话日报》仍对捐助者大加表彰,并且上升到了国族的高度:“居然就有这样热心爱群的妓女,又有这样会办事的客人,可见中国的人心都未死,处处有明白人”。

1906年8月5日,济良所正式开学。“是日上午十一钟,外城厅丞、参事股各股长,分厅科长,本区区官,并本馆主人,全都到所,行开学礼。先由本主人演说,其次薛教习,其次朱厅丞、徐警官、殷警官、许参事、廖委员、郑区官,一一演说”。

彭翼仲第二年因为言论犯忌,被诬陷成案发配新疆。民国成立后,彭自西北归来,发现济良所仍然能对北京妓女构成“无形之保护”。

济良所后来也兼收被拐或走失的男女儿童

1914年,梅兰芳将济良所的成立过程编演成时装新戏《孽海波澜》演出,盛况空前。一年多后再演,仍然能借此打败伶界大王谭鑫培,北京观众对这个故事的热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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