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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像山的灰组成了这个时代 | 杨早《元周记》

去年年底,首都图书馆发布了2021年“请读书目”(1年,20万,35种!),历时1年,从20余万种新书中为广大读者精选出了35种经典好书。

 

同时,首图推出创作者访谈节目「拾记」,取自“拾创作之思 记灵感之源”,面对面访谈入选图书的作者、译者、编著者等,回归到创作之初的视角和文思。

 

采访嘉宾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

著有《民国了》《野史记》《说史记》《早读过了》等;

参编《话题系列》《沈从文集》《汪曾祺集》等;译著《合肥四姐妹》。

 

《元周记》

杨早 著
 

后浪丨九州出版社

 

作者杨早化身为民国报人,在文字构成的旧世界中穿行报道,带领读者穿越回1912年,见证民国元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诸多细节。  

 

相比于1911 年辛亥革命的轰轰烈烈,1912 年着实是平凡又令人焦虑的年份:科技全无进步,社会更加混乱,经济乏善可陈,学术亦少创新。然而,破败之下,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却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充满着无限的可能。作者用文字重现了 1912 年的中国与世界,描绘了一幅完整生动、极具烟火气的社会图景。

 

Q本书为什么起名为《元周记》?A

很多读者和我反馈对书名有些费解。我上一本书叫《民国了》,写的是辛亥革命的变化,这本书算续集,讲的是1912年整个民国元年的转变。那时可能在看脱口秀,想到谐音梗,从“圆周率”想到“元周记”。现在本书是按月记录的,但最早我的野心是把它写成周记。但后来发现每周的事件大小、热烈和重要程度不是很均衡,所以改成了月记,但是周记的痕迹也保留了下来。

 

Q 您创作本书的初衷是什么?A

我以前做过媒体,后来一直做媒体研究,我对媒体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感兴趣。我们现在身处媒体时代,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信息茧房。我们每天接受什么信息、从哪接受,这些信息组成起来就是我们想象的世界。
 

我一直想要探寻在一个大时代里人们心目中的世界是怎样构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而不只是大人物之间的三言两语或者是个别行为就决定整个历史走向,我觉得那样其实是一种宏大但不够真实的叙述,真实的叙述就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其中。我们常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但实际上是所有的这些灰组成了整个时代。

 

我在写《民国了》的时候就设想自己是一个调查记者,尝试找出其中被遮蔽的线索和细节。在写完《民国了》之后,我认为在史料选择上还有一些问题,我主要使用的是档案材料,还有回忆录和研究著作,这些材料其实都是后设的,钱锺书说“我们在回忆的时候想象力惊人的丰富”。而报纸这类史料是每天都出版,我们无法对它进行改动,并且能还原当时的信息以及情绪。所以我希望使用报纸来写一个年份,而1912年本身又是一个转向,在经过长达几千年的帝王时代后,我们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每一个国民他想象的共和是什么样子,他碰到各种各样因共和引起的变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Q如何避免媒体报道对自己创作的影响?A

我们作为后设者当然知道历史的发展,不管是当时的一些错误,或是流传当中的一些偏失或者遮蔽,抑或是对未来局势的判断,但是我在写书的时候其实有意把这些屏蔽了。历史研究里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倒放电影”,即从后面往前倒推。要克服“倒放电影”的一个办法就是屏蔽,即我只了解当时的人能了解到的信息,不去了解后设的信息,这样我就无法“倒放电影”。但是它的问题可能是无法总结规律,但我想总结规律的书可能已经很多了,没有必要我再去添这么一个瓦了。

 

Q 为什么会选择《申报》作为本书的文献来源?A

《申报》是近代中国时间最长,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报纸,这个毋庸置疑。如果你看过沈从文的《顾问官》,你会发现在湘西那种偏僻的地方只能看到《申报》,并且还是三天以前的《申报》。据包天笑回忆,苏州比上海都已经晚了两天,也就是说外地的信息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个过时的报纸来传达的。如果你《申报》看得多,你就是当地的知识分子。 

 

对当时的普通人来说,报纸就是他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所以选择一份主流报纸,是了解民国比较合适的窗口。当然,别的报纸也有补充,比如说《时报》或者是《新闻报》,但是我觉得选择一份报纸就好了。

 

Q本书出版一年后,您有什么新的感悟?A

出版一年来我常常会反省的问题就是每一种材料其实都有它的局限性,比如报纸的局限性,我看到网友也评论了这一点。新闻是个消费品,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报道本身具有时效性,并且它是碎片化的,它能及时呈现出你的感知,但是不太容易深入到由个人所组成的历史当中。
 

我在写历史的时候,会注重地域及个人,特别是小人物。这些内容在新闻里比较碎,要串联起来非常不容易。我抄写了100多万字《申报》,但其实用到这本书里的可能只有十分之一,还有很多碎片文字等待机会把他们缝合起来,需要进一步去探索,这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而不是说写完就没有用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是2020年初才完成的,由于疫情来了,就写到了1912年的疫情。这时就体现了抄报的好处,如果是检索的情况可能就会遗漏一些材料。我认为抄报是个寻找线头并把线头都堆到一块的工作,但是你要把它从线头慢慢抽出来并织成一匹布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觉得它只是个开端,希望以后再以这个为契机,探寻更多历史深处的幽微。

 

Q 您以什么样的思路抄报?A

从2012年开始我每天对应当天的内容进行抄写。假如我是当时的人,我只能看当天的内容,后面的内容是我明天才知道的。
 

我会先看不抄,当我看完后如果我对哪块感兴趣,我会把它抄写下来然后分类放置。比如1912年有哪些热点事件分一类,政治、城市、建筑等我都会分类整理,这个过程就是把资料剪辑、拼贴的过程,然后进行整理分析。

 

Q对于叙述历史,你更关注的点是什么?A

我认为历史它是一个拼图,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只能做一块,把一块做深做透后,将其拼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你不要怕你做的是碎片或者比较窄,这些内容都是你为整个历史大厦贡献的一砖一瓦。做文化研究的都知道“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

 

同样一件事情不同人叙述出来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元周记》里谈到了1912年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它本来和中国没有关系,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它在中国被发酵。这件事在中国被报道,然后长篇累牍的被叙述,最后在当年就进入了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材,随后又生发出不同的表述,一直在中国的教材里面潜伏。

 

同样一件事它在不同人眼中一定是不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写历史一般只会选择其中一、两种叙事作为主线叙事,其他的可能就被遮蔽掉了。历史可能是一块鲜肉,但经过这种过滤以后,它慢慢变成腊肉或者香肠了,大家吃到的就是腊肉或者香肠。不是说不能吃,但它并不是历史的本味。蒙古人会随身携带肉干充饥,到了一个地方把它泡在水里会恢复以前的味道。我觉得我就在做这样一个工作,让历史恢复它的一些本味。

 

Q 如果穿越回1912年,您希望如何生活?A

可能我还是比较适合当一个新闻记者。

 

我在书里也说到,1912年是新闻行业收益上升的年代,报禁开放,也开始有比较高的稿费。那时很多报纸覆盖还不全,有的记者站没有记者,包括《申报》也是刚在北京设立记者站。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是很需要沟通与倾听的。如果你申请成为《申报》访员去北京,将目睹的事件记录并发布出去,它是很值钱的。这可能是第一个信息开始值钱的时代。

 

Q您对哪个历史时期更感兴趣?A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时期可能是明代中期,因为明代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发展到顶峰的时代,各种知识都很成熟,在这种成熟之下开始出现很多新的东西,比如很多西洋的观念和事物开始输入到国内,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我觉得明朝中叶的江南地区是一个旧和新并存的时代,包括王阳明的心学出现后开始打破了以前在思想上的桎梏。

 

Q 您近期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吗?A

我打算写两个三部曲,一是《民初三书》,一是《清末三书》,都与年份有关。《民初三书》已经完成两部,《民国了》写1911年,《元周记》写1912年。我还想再找一年来写,我认为它奠定了后来百年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我选择了1917年。材料方面,我选择以回忆录、报纸为主,另外是日记和书信,当然还会配合媒体。但是媒体是公开的,我想要写更加私密、更加日常的东西,我打算用一批人,不光是新文化运动这些人,还包括他们的对头以及清朝的遗老遗少等。我希望明年能把它写出来,可能先连载,成书可能要到后年。

 

Q向读者朋友们推荐《元周记》这本书。A

这本书是想写给那些对未知的历史小细节以及现场感更感兴趣的人。有的读者问这是不是一本小说,我可以保证里面的知识都不是凭空想象。
 

我希望大家在面对历史的时候,能够尽量觉得它是一块“鲜活的肉”,能够想象前人和我们一样,他们有他们的高兴、痛苦和失落。希望大家不要对历史有敬而远之的心情,能够尽可能的接近现场,接近前人。这样的好处是你会知道你在历史长河中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孤单的,你跟所有的人是一样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同样也没有新鲜人。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建筑在很多前人的摸索和结晶基础上的,这样想的话你可能不会那么忧虑了,焦虑可以通过阅读历史来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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