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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直播带货:哪个牌子的喇叭不是喇叭?

新东方直播带货,董宇辉火了。

吃瓜群众买的买,赞的赞,说什么的都有。

但我不喜欢说“可惜”的,说董宇辉应该在讲台与课堂上传播知识的。

因为这种“应该”不可靠,“讲台与课堂”的地位,也不可靠,它是被建构出来的。

 

我喜欢古人说言:道不远人,我也很追怀传说中最初的大学:没有校舍,没有围墙,没有领导,一名思想者匆匆走上街头,搬过一只空木箱,就站在上面开始演讲。人们感兴趣地围拢来,但随时可能不感兴趣地走开(这跟直播有啥区别?)。讲演者必须用最简洁的语言,最直接的方式,向大家宣布和论证自己的思考所得。聆听者中,可能会有一个人成为下次的讲演者。知识和智慧,就这样一圈圈地,在交互传递中流布、增长,一点点将人类推向更高文明的彼岸。西谚有云:“每一本书都是一所大学。”

因此,我很乐见董宇辉这样的“老师主播”涨粉,红火,唯二需要拭目以待的,是以下两点:

(一)脱离了最初的新鲜感与情怀释放之后,这样的“知识直播带货”还能否持续下去?

(二)董宇辉这些新东方团队的讲师们,有多大空间去争取内容的自主性?

董宇辉接受GQLAB采访时谈到“我之前有过很多高薪的出路,即使现在转型搞农业直播间了,也依然有很多教育赛道的机会在找我,开价也挺高“,他不是没有选择,他愿意来直播带货,原因是对于团队与企业的责任感与认同度,但我更注意是这段话:


更大的落差感,来自工作体验。

当老师的时候,我在黑板上挥汗如雨,回头过去就有一百多双眼睛认认真真地看着我,有时候大笑,有时候散着泪光,但他们都很专注。而到了直播带货就完全不一样了,9块9的东西卖不出去,做助农的东西卖不出去,帮老太太的东西卖不出去。没有观众在乎你说什么,也没有人听,其实很痛苦。

坦诚说,我当时讲的跟现在讲的区别有多大?我觉得没有。很多人最近问我,你怎么就突然想到要这么做了?我的回答是,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其实,董宇辉面临的是传媒的转型。从讲台上到话筒前,体验与心态,就会有很大的落差。能不能克服这种落差,是很多人都在探索的问题。但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传播形式,而在于内容的传递。

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与一名教师,我认为这两年的网课尝试,基本上是失败的,它像是抗战时期的大学食堂:“通红的糙米,里面有砂子、木屑、老鼠屎。常备的菜是盐水煮芸豆,还有一种叫‘魔芋豆腐’的紫灰色的,烂糊糊的淡而无味的奇怪东西。”(汪曾祺《七载云烟》)当然,平价米也能让人活下去,但一有机会,人们还是会追求更好吃的:汽锅鸡、过桥米线、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东月楼的锅贴乌鱼、映时春的油淋鸡、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厚德福的铁锅蛋、松鹤楼的乳腐肉、“三六九”(一家上海面馆)的大排骨面。

好吃又营养的饭菜,几乎不可能通过硬性规定与强迫营业产生,因为它与人类精神创造的规律相悖。我以前很喜欢引用汪曾祺记录的这个小故事:

 

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所以,董宇辉的答问里,有一句话可称为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亮,他说:“我不觉得我是受大家欢迎的,我只是在抖音十几亿的用户里,找到了跟我相似的一群人,仅此而已。”

我很欣赏这种想象,我更希望它变为现实。在重重制约的环境里,有一点言所欲言的空间,就值得珍惜与保持。哪个牌子的喇叭不是喇叭呢?重点是你要说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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