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行队伍走到坡子街的华泰长洋货店门前，停了下来。“捣毁它！”有人发出大声的号召。

    6月25日这天的抵制日货游行，足足汇集了四千多人，主力有学生、商人代表及各类社会团体成员。路线是从教育会门前整队出发，经水风井、东长街，折向藩正街、青石桥，左转出南正街，再右转至学院街，折至老坡子街，出红牌楼、司门口、八角亭一线直到清泰街，左转潮宗街，折向太平街、三泰街、小东街一带，右转通泰街、学宫街，折向营盘街，最后回到教育会前坪。

这一条线路，老长沙应该很熟悉，沿途所至，基本将长沙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囊括在内。

天公却不作美，游行队伍还未出发，便下起了雨，且雨势愈来愈大，好在游行队伍中一个逃兵也没有，为了表示决心，连伞都没人撑，全体冒雨前进。每行至一洋货店前，这支队伍便大呼口号“莫买日货”。行至陆军监狱门前，守卫士兵向队伍举枪示敬。一路行来，商学各界都派有纠察员，协同警察共同维持秩序，自始至终，这支包含了七八岁小学生的队伍都井然有序，也没有与任何洋货店发生冲突。

但是，华泰长！这家店是有前科的！

自“五四”以来，长沙跟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然而，长沙国货维持会6月中旬便已发现：有些洋货店借“提倡国货”之名，大肆拍卖库存日货，采用的手法和后来的“最后两天，跳楼甩卖”一般无二。而爱国学生在沿街清查过程中，发现坡子街的华泰长，店铺门上大书特书“改洋货为国货”，店里陈列的商品却全都是日货。更嚣张的是，华泰长店主面对学生纠察队，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和学生伢子辩论起来：“你们能读洋书，操洋操，我就不能卖洋货？”

学生伢子怎么回答的，未见记载，大概也是有理说不清，终于引发肢体冲突，招来了警察。不服气的店主虽然未被拘押，却被学生们扭送到苏广同业会，被业内同仁严加申斥，店内所有日货搬至行会保存，并罚停业三天。

两天之后，还是华泰长，在被令停业期间，擅自开门营业，店主声称原因是“路过军队要求开门买东西”，但恰恰被沿街巡查的学生瞥见，顷刻间华泰长前便聚集了学生八十余人，一半驻守店内，一半去同业公会反映情况——店主再一次栽在学生手下，判缴罚金，而且要将自家广告中“国货”的“国”字遮掩住。

此刻，四千余名爱国者聚集在华泰长门前，一人动根小指头，就能把这家不爱国的奸商打得片瓦不存。不仅泄了多日来的国仇家恨，还能杀一儆百，威慑群小，难道不是大大的好事？

群情激愤。可是，居然还有“多人主张暂予优容”，多给店主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处理掉存货，如果仍不改正，再行捣毁。华泰长就此躲过一劫。

雨继续下。满身淋漓的爱国者们，游行一周后，回到出发地教育会门前，绕场站立，听完商界、学界代表的演说，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呼口号“中华民国万岁”，摄影，散会。

本次游行，博得了媒体的高度称许，长沙《大公报》时评有云：“即北京、上海、南京各处游街会，恐亦无是美满云。”

6月25日的长沙抵制日货游行，之所以显得难能可贵，是因为自抵货运动在中国兴起之时，“暴力”的阴影便始终挥之不去。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让运动组织者费煞心思的，不是如何激发群众，而是如何避免暴力。“理性”、“节制”成为运动中的关键词，原因很简单：义和团运动给国人带来的心理阴影仍然浓郁难解。上海《外交报》发表《论抵制美约》，也强调在运动中要特别警惕暴力举动，以免转移运动焦点，破坏运动形象，甚至引发国际纷争。连远在天边的澳大利亚华人，也在当地华人报纸《东华报》上登出《嘉兴支亚馆学生拒约歌之一》，倡导国货的同时，大声疾呼：“记记北京义和团，害得国家赔款苦。千万千万莫忘记，凡事须耐三分火。”

遗憾的是，自此往后，历次抵货运动，始终不能与“暴力”做完全切割。包括捣毁店铺、强行没收私人物品、人身攻击等等，在之后的抵货运动中屡见不鲜。因为每次的抵制活动，都创造出这样一种氛围：即准许个人、团体甚至国家通过暴力和威胁达到抵制某货的目的。

单就1919年的抵制日货而言，如抵制动机不是发自商人、顾客内心，而是爱国者的强行要求，便往往形成暴力干涉。学生和商人，因为各自的利益而形成分歧甚至对立。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而言，丧失商人的支持，运动的力量将大幅减弱，但在商人利益和抵制力度之间，如何寻得平衡点，无疑是运动带来的难题之一。据台湾学者吕芳上所做统计，在1919-1921年间，学生和商人之间因抵货而发生的较大冲突有16次，其中程度激烈者如成都学生将日货商18人捆绑插旗游行示众，造成学商冲突，学生死一伤十，震惊全国。

长沙6月25日的游行为何能够“理性爱国”？首先得归功于此前当地学商二界已经达成协议，商界公会同意对日货销售进行制约，在此约定之下，学生对某些不良商家才有了临时“执法权”。也因为双方达成了共识，即有冲突，还有斡旋之余地。而当时的社会舆论，对运动中的暴力因素，亦不乏警惕，即便是对一个多月前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也有不少反省之声在回响——其实，据周予同的回忆，五月四日当天，这一举动也未得全体同学赞同。特别是熟稔法律的法政专门学校学生，对放火殴人之举更颇有非议。

当然，长沙六月常见的大雨也帮上了忙，冷雨中人群的火气总归要小些。而5月4日的北京则不然，据陈平原的考证，“五四”那天，北京早凉午热，游行人群在东交民巷等候近两个小时，又在正午的烈日曝晒下转进赵家楼，身上穿的却还是清晨防凉的“春捂”衣袍，也没人发瓶矿泉水解渴，“难免忿恨之态”，这于后来的火烧殴人之发生，未尝没有刺激作用。

总之，1919年6月25日这一天，长沙抵货运动，与暴力擦肩而过，是各种因素的合力，多少也带些偶然性。这么说，是因为游行三天之后，学生们发现华泰长的日货有增无减，且面对学生的质问置之不理，这一次，愤怒的学生捣毁了该店。长沙的抵货运动，终于也没有走出暴力怪圈。

不过，有一个细节，今日看来仍很新奇：

捣毁了华泰长之后，学生立刻请来当地岗警和临近店家监视现场，以免外来痞徒乘火打劫，并请他们共同作证，无人私带华泰长任何货物。青年们这才整队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