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这些年一直在治近代史，先有《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中有《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运动》，后有《民国了》，有人说他不务正业，我倒觉得无可厚非，文史向来不分家，谁规定文学博士就不能研究历史了？问题的关键倒可能在于，他治史治出了水平，让吃这碗饭的人感觉到危机了。

危机感来源于叙事。叙事是文学的专长，于“块大擅言”的杨早，尤为专长。看那本《野史记》，一些锯末里的边角材料，他信手拈来，能方能圆，大俗大雅，嬉笑怒骂，皆是文章。都以为他要按这个套路一直走下去，把一部近代史放进出几十本《野史记》里。杨早有这个特长和能耐，他肚里有料，眼里有活，手上有功夫。你看他搞一个“话题”，从2005年开始，一年一度的，一直搞到现在，还打算继续搞下去，没完没了的。

在我们老家，木匠就叫“博士”。杨博士的志向可不是做些形态各异的桌椅板凳，他要摆一场盛宴，赴宴的就是独立各省那些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杨早有野心，他要“革命”了，他革的是“民国历史”的命，他要颠覆“民国叙事”。先看这书名：《民国了》，就三个字，说大，那可大了去了，把近代史全涵盖里面了。说小，也小得很，当年的一句话而已。你是否有一种现场感？宛如有一个穿长衫或马褂的人立在面前。再看这字体，“民国”两个字，可是从《申报》上抠下来的，还有下面十个穿长衫马褂的民国人物，那也是从旧照片上抠下来的。众所周知，2011年是“辛亥”纪念年，相关图书泛滥成灾，杨早偏不去赶这个热闹，反而今年来炒冷饭，出版社还敢替他准备锅灶，这份胆识的确过人，不过他们可不是蛮干，从书名到封面的细节就能看出来，那是成竹在胸。细节是杨早“革命”的基础，治历史的人都喜欢宏大叙事，关注的是大事件和大人物，自己又没有那样的大手笔，所以不免“千书一面”，读历史的人看这种史书自然觉得“面目可憎”。

杨早治史一向与人不同，他喜欢历史的现场感，首先把自己放进历史现场，然后把读者拉进历史现场。读杨早的书，仿佛回到民国了，正在读“新闻记者”杨早发回来的现场采访报道，那些被主流历史忽略、遮蔽、摒弃的种种细节纷至沓来，历史就这样变成了现实，旧闻变成了新闻，让你耳目一新，你突然发现，那些由碎片拼成的图卷同样能构成宏大的叙事。

杨早堪称是“拼图”的高手，本书一开头，他讲了三个跟“辛亥革命”基本上没有关系的三位“北京客”：翰林院学士恽毓鼎、清华学生吴宓、湖南藩台郑孝胥。别看这三位仁兄身份、年龄、信仰相去甚远，却有一个共同的毛病：爱写日记。杨早天天在他们的日记里寻找细节，爱物及乌，正剧之前忍不住推他们上去打一会“闹台”。这貌似随意的开头其实是作者的用心之处。喜欢读史的人对这三位仁兄都不陌生，但要说一般读者有多熟络，那又未必。这熟与不熟之间就是一个亮点，在黑白分明的拼图上相当于几片暖色。纵观全书，你还能看到很多似曾相识的熟人：九岁的小学生沈岳涣（后来的沈从文）、少年周恩来（小名大鸾）、杀手蒋介石、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周树人、草桥中学五年级学生叶圣陶，这此貌似与革命无关的人都被作者拽上了场，由这些人组成的色块构成了“辛亥”年的时代背景和人心向背，也进一步强化了本书的现场感。

杨早一直强调历史的新闻化和新闻的历史化，并在历史研究中身体力行。据说他每天都要抄几个小时的《申报》，在新闻中发现历史细节，然后通过“新闻笔法”（我更愿意称为小说笔法）把细节还原成历史。他一直自谦为非“主流历史”，你要是真信了，那可是上了大当。本书从武昌举义写到清帝退位，最后就是“民国了”，用笔的重点却是各省独立（光复），在作者笔下，每个省都有它不同的特点，或波澜壮阔，或随波逐流，或死水微澜，或血流成河，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后面或熟悉或陌生的人物纷纷出场，把自己的角色演得淋漓尽致，没有这些人的参与，所谓的大革命、大变革就成了空中楼阁，近乎虚枉，没有这些涓涓细流，何来主流？没有细小叙事，何来宏大叙事？杨早心里门儿清得很。相比大家耳熟能详的“孙袁斗法”，这才是“辛亥”年的历史真面目。

自然，离开了现场感，《民国了》这本书也是不成立的。为此，杨早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除了大量的对话以凸现现场感，还让第一、二、三人称齐上阵，我、你、他全到场。其实现场感并不是这些叙事形式决定的，而是书中那些与时代背景、地域特征、人物性格和历史真相完成契合的强大细节。无论如何，《民国了》事实上已经是现场叙事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