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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二十三日晚八时十分,抗生在省人民医院驾鹤西去。二十四号我们儿子一家专程从北京回川探亲,行程很紧,二十五日一早我要驾车带他们回富顺看我父亲,来不及参加抗生的告别仪式。行前的凌晨4时,写了一篇短文放到博客上,以寄托哀思。但其实哀思并未落地。每每与柱宇兄等友人聚会,不可避免地会说到抗生兄。先摘引那篇短文的两段 ——

 

抗生兄自前年秋发生脑溢血,在医院和家中的床上度过此后的岁月。其间每过一段我们 — 我和太太,以及ZY兄夫妇 — 会一起,或我独自去看他一次。观察抗生的面容、思维、记忆和言说,与生病前并无两样。可是他躺在那里动不了。脑部的血块压迫了他大脑某些神经,他无法移动他的左侧躯体,只能勉强坐起(且须瑞源扶持),靠在床头听我们的滔滔不绝,间或插一两句话。他欢迎我们去看他,带去一些新闻,阐述一些观点,并不断表示对于我们到来的高兴。上周二上午我去他家里,前一夜他癫痫发作,折腾一夜,血压还在110-190之间,头晕,精神不好。但仍勉力地听我讲话。告别时抗生握着我的手,说:“晚年能有你们这样的朋友,真好!” 可惜因为种种俗务,我也只去过数得过来的数次。现在,再想去陪他已不可得。

最后的见面竟是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在探视时间前,乘着护士不在溜进去的。抗生因为脑部再次出血已陷于深度昏迷,虽然血压已降到接近正常,血氧饱和度则上升到令人鼓舞的高度。他躺在那里,身上插着各种管子,嘴上套着氧气面罩。我们 — 我和太太 — 默默看了他一会就退出病房。下午四时监护室对探视者开放,我们又轮流单独进去一次,心里知道这可能就是永诀。我叫他的名字,希望他挺住,像第一次出血那样挺过这一关。真不是幻觉,我分明听见抗生喉咙咕噜一声,又看见他的头摆动一下。莫非,像瑞源说的,他虽然昏迷,心里还是明白,能听见亲人朋友说话?那么,他是以这样的表示在与我们告别吗?下一个进病室的是他的童年朋友,深交几十年有很长一段中断联系后来又重逢的朋友,却没能看到刚才的那种反应。或许抗生刚才已穷尽了最后的生命之力?这位四川大学教授走出来,在我们面前孩子般失声痛哭,连连说,他听不见我说话,他听不见了 !

 

我实在觉得,抗生兄离去,是我们和柱宇夫妇晚年生活的大损失。虽然在校时我并不认识他,反倒与瑞源学姐认识较早 —— 文革中我们曾经是同一观点者,参加过同一组织,一起写过标语大字报,还一起参加了营救林亚光老师的行动。毕业之后,天各一方,再无联系,依稀听说他们在涪陵地区一个极偏僻的地方教书,后来调到涪陵,抗生兄还做了多年涪陵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系主任。按理说,我在广东,他们在川东,见面机会微乎其微。可是命运有时真是难测,退休之后竟然大家都汇聚到了成都 —— 抗生本来就是成都人,而太太也是由成都出去的,晚年自然叶落归根。更巧的是我们在犀浦买房后,才得知抗生和瑞源夫妇也早住在这里了。这也许就是所谓“缘分”罢。辗转找到他们家电话,迫不及待地打过去,是朱瑞源的声音,一听就听出来了。犀浦不大,我们两家离得很近,走路不过十分钟,于是约好见面。从六楼下来接我们的是抗生兄。过去他什么样,没有印象,但看到向我伸出手的,是一白发老翁,我真是感到时光的无情。不过我也老了。

与抗生就这样结缘。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小聚;多少次出游;多少次到农家乐喝茶,听他和柱宇娓娓而谈;多少次从他的电脑下载俄罗斯音乐、歌曲、绘画和摄影作品。抗生兄在校时专业很优秀,虽然后来长期脱离专业,但他对于俄罗斯文学艺术的了解和痴迷,我们望尘莫及。他不喜欢运动,不喜欢逛街,不搓麻将不应酬,不抽烟不喝酒,他呆在高高的六楼上,守着一台电脑,不知疲倦地搜寻和下载优秀的俄罗斯音乐作品、绘画与摄影作品,极有条理地,将它们存入各种文件夹,然后又做更精细的加工:对其中一些最棒的作品写出介绍和点评,给每一幅绘画加上边框,然后让我们下载回去欣赏。如此数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这恐怕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工作和最大的爱好吧。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就是喜欢,就是痴迷。抗生这种痴迷来自他青少年时代的阅读与审美活动,所以他非常恋旧,常常如数家珍地说起早年读过的那些俄罗斯和前苏联小说:《罗亭》《怎么办》《猎人日记》《当代英雄》《安娜.卡列宁娜》,以及《茹尔宾一家》《旅顺口》《船长与大尉》《叶尔绍夫兄弟》《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勇敢》…… 。他甚至四处搜集旧版的苏联小说和插图。有一次他高兴地特地致电我,说终于找到一本《旅顺口》。我有时想,抗生虽然在大学里教外国文学多年,毕竟不是专事俄罗斯文学艺术研究。这很可惜。以他的俄语功底和在俄罗斯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最适合他的地方,恐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的俄苏文学研究室。

抗生视我为兄弟,我的确能够常常感受到他兄长般的关爱。镇里哪里有市场,买馒头去那家靠谱,都是抗生和瑞源告诉的。我们搬家的物品从广东运来,也是抗生兄亲去货场帮助我们搬回来。他对我说,弟妹进城的时候,你没有地方吃饭,来我家吧。他会进厨房做很美味的甜水面或饺子款待我,饭后让我登陆他的电脑看新下载的画作,或去阳台看他们家的花。当然后者更多是瑞源的邀请。

有一段时间他们曾想搬到更远然而空气更好更宁静的一个小镇去,但最终放弃了搬迁计划。据瑞源告诉我,抗生不想搬的原因之一是我们还在犀浦,他有些舍不得我这个小兄弟。

抗生伉俪都善绘画。抗生在学校就画得很好。虽未见过他的画作,但偶尔随手涂几笔,看得出功底犹在。瑞源在农科村一个农家乐住了一月,回来给我们看她的花鸟习作,令我们大吃一惊。那些花鸟鱼虫绝非刚学国画的人所能画出。我因此想,他们对物质的追求甚少,也不大会享受美食,在犀浦一住数年,竟不知道同一条街有什么可以待客的酒家,接待香港的亲戚还打电话向我咨询。记得与他们夫妇、柱宇夫妇第一次聚会,我按广东习惯在犀浦大酒店请饭,也没花多少钱。抗生兄后来竟数落我好几次:“老弟,你到广东去学坏了!” 他们所追求的,是精神生活的丰富,所以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一定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快乐。

抗生并不是一个追逐新潮的人。毋宁说,他保留了许多我们已放弃的生活方式。比如当我们早已习惯将所写的文字放到博客和微博上供公众阅读,或者用电子邮箱发同一封电子邮件给若干朋友时,他仍然坚持要一对一的通信。不同的只是不再借助纸笔而是电脑。在电脑上写很长的邮件,语言和条理均无可挑剔,而且总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我理解这是对接受邮件者的尊重,也是对思想与文字的尊重,但这无疑要耗费多许多倍的的脑力和心血。据说抗生第一次脑出血,就是发生在晚饭后写电子邮件时。那封邮件,至今没有写完,存在硬盘上。从柱宇兄处看到两三年间他们在电脑上的通信,有三万多字,谈得最多的,是俄罗斯文学艺术。容我在这里摘引两段 ——

 

柱宇:读了你关于托翁的感慨,颇有同感。在世界文化史上,托尔斯泰确实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存在。拥有类似的葬礼的伟人,当然不止托尔斯泰,比如,法国的雨果就算一个,据说当初有百万巴黎市民自发为他送葬,其规模比托翁的葬礼要大得多。但托翁是在民族远未觉醒,民智尚未开启的俄罗斯,而且是在偏远闭塞的乡村,与文化资源更为丰富、市民素质也要高得多的巴黎天壤之别,因此就更为难能可贵。想一想,一个笔耕一生的文人,一个总是与“当局”过不去,鄙弃一切特权和世俗功利的怪老头,逝后竟享有如此巨大的哀荣,实在让人不能不肃然起敬,也不能不让人深思。尤其是那两幅人们在冰天雪地为他送葬的照片,把我们的思绪一下子引向那个时代,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精神上却无比丰富的时代。我不禁想起王元化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我是十九世纪的儿子。的确,我们这一代人,最高尚的志趣,最美好的情愫,最纯洁的愿望,归根溯源,无不受益于十九世纪先辈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我们都是十九世纪的儿子!俄罗斯文艺为什么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就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十九世纪的传统。

                               

近代的西方油画,本身就经历过一个“现代化”历程,即从形体的严谨到洒脱、色彩的平和到强烈、寓意的明朗到含蓄的渐变过程;画家的审美观念和视角也从侧重客观描摹到侧重主观表现。俄罗斯巡展派,以及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风景画,正处于这个变化的过渡期。比如,列维坦后期的作品,就在向印象派靠近,他的克里米亚、南欧的旅行写生,都明显的西化痕迹。甚至在题材上也刻意模仿(他画过多幅莫奈风格的睡莲写生,注重环境光影变化)。谢洛夫、别洛夫的东西,也使人联想起库尔贝。至于弗鲁贝尔走得就更远了。到世纪相交,俄罗斯现代派异军突起,有的画家已得到西方画坛的承认,与写实画并驾齐驱,直到三十年代斯大林文化专制对现代派严厉鞑伐,才黯然收场,画坛上就只剩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枝独秀”,许多有成就的现代派画家都跑到国外去了。这种情况直到五十年代解冻才稍有改善,但仍然发生赫鲁晓夫大庭广众下泼妇骂街似的乱批涅伊兹约斯内伊的笑话。不过,应该看到,当时一些天才苏联画家“带着枷锁跳舞”,仍然推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尤其是表现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文学作品插图、以及普通人生活这些方面,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

 

现在我的电脑硬盘里还存着许多来自于抗生兄的俄罗斯音乐、绘画、摄影;在我的窗台上也有一大摞抗生送我的书刊。我会时常调出那些绘画和摄影看看,拿起那些书刊来翻翻。这样,又会觉得抗生还活着,而且仍在关注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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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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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作品《野史记》,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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